帕布莉卡在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by Emily Bronte中，一个经常引用《圣经》来批评他人的脾气暴躁的人被描述为“一个最疲倦、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他洗劫了一本圣经，把持自己的诺言，然后把谴责扔给了邻居。”有趣的是，我们不是都有点像在谴责别人的同时又原谅自己的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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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借谴责别人来宽恕自己的旧恶，人如何有理由为新恶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一个既恶劣又荒废同时又浑噩的人物。当富有、聪明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姐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同他“私奔”时，他是庆幸的，甚至求之不得的。然而出奔后的她，发觉对于丈夫只有轻蔑。之后无休无止的争吵，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表现出来的仍是尊严和高尚；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无时无刻不使用他那种苦求的勒索的本能。
最终，她离开他时，他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可笑的受了辱的丈夫的角色，有声有色地描写关于自己所受耻辱的细节，似乎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他喜欢以丑角的姿态出现，为了招笑，故意装出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滑稽处境。存心伤害一个人，或一个完全正当的行为去伤害一个人，都不会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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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别人的过失，同时原谅自我，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这个平衡与过失的依准往往透过一个人自我心灵的过滤镜—— 过滤后经批准的心灵品质下的判断能力。
一个行为的两个动机，一个浮在表面；一个沉在晦暗的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一个若想把另一个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现身》中，数学天才石神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异常偏执。在他眼里，没有正邪，只有运用数学智慧下的逻辑。
为了’纯粹的爱’，他选择了一场自我的慢性自杀。纯粹到极致的爱，同样疯狂到极致。为此，他抛弃自己，也伤及他人。
生活形态的尽头，非仅取决于意识形态，而是理性与智慧的相通。
黑塞的《荒原狼》中，那位受苦的’荒原狼’的病根并不在于他的天性有什么缺陷，恰恰相反，他的病根是在于他巨大的才能与力量达不到和谐的平衡。
他悲观的基础不是卑视世界，而是表现自己。在他无情鞭挞、尖锐批评各种机构、各式人物时，他的箭头总是首先对准自己。曾受过慈爱而严格虔诚的教育的他，认为教育的基础就是“摧毁学生的意志”。这种教育只教会他一件事：憎恨自己。他把全部的想象、全部思维能力用来反对自己——反对这个无辜的对象。
在这一点上，完完全全是个殉道者。“爱人”与恨己都已同样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中。
他的一生告诉人们：不能自爱就不能爱人，憎恨自己也必憎恨他人，最后也会像可恶的自私一样，使人变得极度孤独和悲观绝望。
一个人即使爱一切的存在，仍必须为TA的爱找到确定的目标，然后其爱之心才可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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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心灵上都罩着各式滤色镜，连自己也无法看清自己内心复杂的丰富的色彩。
理智的过滤镜下滋生同情。
西方哲学家认为，利己是人的本能。对此不应作道德的判断。只可因势利导。
由之出发，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替别人想，就是同情了。自觉不利，也不对别人做，便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自己觉得有利的事情，也让别人享受到，叫作仁慈，即孔子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同情心的意思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体会TA的任何感情——欢乐、焦急、幸福、痛楚。于是这同情表明了一种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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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文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的“人是目的” 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
保有尊严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
《英雄之旅》The Hero’s Journey by Joseph Campbell 这部心理学研究著作强调了一点，即每个人在生命的旅途里，都在寻找一种“自我的唤醒” 每种关系唤起的方式本身具备多样性，存在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
《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和达西，一个带有偏见，一个秉着傲慢。在心智动态的质变中，前者克服了偏见，后者收敛了傲慢。
骄傲和虚荣经常被人们当作同义词混用，书中，奥斯丁借用玛丽的语调说，一个人可以骄傲而不虚荣，而往往虚荣心，让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抱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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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牵强地将’理智与过失’解释于婚姻关系中，用毛姆的话最为恰当：“感情有理智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局外人，如果“理性”去分析判断别人婚姻家庭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和家庭的真正走向南辕北辙。
不可否认的是，夫妻之间在争执时，才是人性暴露最彻底时候——最初的善意是否还能在幽暗中发光，是一段关系维系的关键。
每段婚姻的最后，考验的都是人性中最健全或忠厚的部分：在不断的沟通拌嘴中，在每个可能选择转身的小瞬间，最终选择了用善意和忠厚的一面去思考和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