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的心曾悲伤七次——
第一次，当它本可进取时，却故作谦卑；
第二次，当它在空虚时，用爱欲来填充；
第三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
第四次，它犯了错，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
第五次，它自由软弱，却把它认为是生命的坚韧；
第六次，当它鄙夷一张丑恶的嘴脸时，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
第七次，它侧身于生活的污泥中，虽不甘心，却又畏首畏尾。
——纪伯伦
曾在同济大学师从李欣教授修习西方美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高更的一幅画，也许画家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已然超出纯粹艺术的范畴，便为此画拟了一个标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往何处。
我也常常追问：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往何处？
后来我停止追问，我是那么迫切想要做个糊涂人，举世皆醒我独醉，不理会那形而下的迷惘，不理会形而上的孤独，只顾随性活着，随遇而安，这在佛教里是很难得的境界，不昧因果，如是而在。
可是最难随遇而安，安身不易，安心最难。为何不能安心？想要与这个世界和解，与随缘遇见的他者和解，与自己和解，但却不能够；明知自己还是个有心人，却不得已要故作无心；满怀歉意，却无力报偿；明知留不住却还要挽留……若细细数来，那颗心承载的悲伤何止七次，承载这么多悲伤，又何谈一个“安”字。
我曾尝试着将人类的生存境遇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宗教的、道德的和自然的。人争执一辈子，无非就是在这三个境遇中觅得方寸之地也算安身立命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习宗教典籍，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都寻了一遭。遗憾的是，虽然我的心在宗教领域获得可贵的平静，却没有获得一神教的皈依感，也无佛教宣扬的一念清净正觉。
我们平时所说的宗教，是在世俗化之中缺失了宗教性的宗教，只会在生活的边缘被人偶尔谈及，即在无法解释的疑问面前，让上帝充当一个解答者，在软弱困顿无助之时，让全能仁慈的主充当命运的拯救者。
不是宗教有问题，而是人自身有问题。通向上帝的往往是一道窄门，你有通向窄门的信心和勇气吗？
难以跨进宗教的窄门，那就退守自然吧，将身心寄于一方山水，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坡于赤壁感怀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那一时间，自是从纷扰的红尘中抽身，暂得一心安宁。
确是暂得的安宁，我们终将要立身于尘世，要去自觉担负起尘世的使命，成己成物，齐家治国，命定地在道德的境遇里进退两难。
在道德的境遇里，忠信孝悌都是立身根本。放在心上，处正居中，是为忠，对爱情的专一，对事业的热忱，对梦想志趣的执著，对自我良善的看护，皆是所忠；人有言而必行之，是为信，与人交往，重在交心，而心，重在一个诚字；对父母兄弟，孝悌二字也是沉甸甸的，但这应是我们自觉的担负。
“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这是作为人应当的宿命。
既然被认定为宿命，又何必要再起争执，妄想逃避，徒增悲伤！我们姑且收藏起所有悲伤，内心存有宗教的虔敬，可以自然而然融化在一树花的芬芳里，而身处红尘中，纵然负累带伤也深情地爱着。如此，就可以说是随遇而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