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余”在“我”先
——《怀旧》和《狂人日记》第一人称者之异同
鲁迅善于将其自己对象化为短篇小说众多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用灵巧的变身术活画在读者眼前。他写小说，既描绘了人物的世界，也塑造了姿态各异的“我”。“我”像一面心灵的镜子，如果“我”的形象不够生动，心灵的镜子不够明亮，小说世界也会随之黯然失色，所以鲁迅必须很注意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塑造。
但在“我”正式登场之前，鲁迅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里有一位操弄文言的“余”率先登场了，这个“余”站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位置，对整篇小说的缘起略作一番陈述，然后再将叙述权让渡给熟练运用现代白话文的狂人“我”。就《狂人日记》而言，“余”在“我”先。欲知“我”，必先知“余”。
但鲁迅以“余”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并非始于《狂人日记》。七年前的文言小说《怀旧》便曾用“余”作为其替身之一。这篇小说写于“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当时题目未定，后由周作人署名“周逴”，以《怀旧》为题发表于《小说月报》四卷一号（1913年4月25日印行）[1]。收录《怀旧》的《集外集拾遗》由鲁迅拟定书名，部分文章也由他亲自汇集抄录，并追加“补记”“备考”，但未编完即因病中止。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定，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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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乙种本
因为《怀旧》在鲁迅死后才被“发现”[2]，从1938年开始的各版《鲁迅全集》所收《怀旧》，鲁迅本人没有经手，这就使得全集版的《怀旧》与《小说月报》初刊版在句读和标点符号上小有出入，但文字基本相同[3]。周作人最初将《怀旧》投给《小说月报》时有无字句的改动，现已无从稽考，这里姑且以最接近《小说月报》初刊本的《鲁迅全集》2005年版为准，略谈《怀旧》中包括“余”在内的第一人称使用情况，以便和《狂人日记》之“余”做一对照。
《怀旧》第一人称叙述者最醒目之处，乃是错杂使用多种人称代词，不仅有“余”，还有“吾”“我”“予”。这四种第一人称代词，都可以灵活出现在主语、宾语和定语的位置上，其变换并无规律可循。为何会这样呢？我想可能因为《怀旧》全篇主要借“九龄”少年之口讲述，只有“时予已九龄”一语，说明这个少年叙述者背后还有一个与之叠合的成人叙述者，但除了“时予已九龄”一语之外，这个成人叙述者始终不肯露面。站在叙述结构前台的九龄之“予”（亦作“余”“吾”“我”）比同龄人更显稚嫩，由类似《朝花夕拾》中“长妈妈”的保姆“李妪”（亦作“李媪”）照看，在私塾里跟“吾师秃先生”读书，但“予”顽劣好动，“秃先生”又不善教授，故程度较低，“不识平仄为何物”，也不会初级的“属对”。叙述主体既然是“九龄”的懵懂少年与始终不肯正面亮相的某位神秘成人之叠合，其错杂自称“余”“吾”“我”“予”，或许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吧？
除了“秃先生”给“予”讲解《论语》时，偶尔使用过几句白话之外，《怀旧》全篇，无论叙述还是对话，均严格使用文言。少年叙述者（以及后文将来讨论的“家之阍人王叟”）使用的自称代词“我”，也属于文言世界，而并非白话。初步统计，少年叙述者的自称代词“予”凡17见，“余”凡15见，“吾”凡9见，“我”凡7见。既然这些自称代词都属文言，而且彼此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为了方便和《狂人日记》之“余”进行比较，这里就不妨以出现次数仅次于“予”而又和“予”同音的“余”来做代表。
《怀旧》作于“辛亥冬天”，却无一语提到成人叙述者的此刻当下，通篇仅回忆“时予已九龄”的某个夏日。这个表面现象很容易误导读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怀旧》不涉及“任何事实”，“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故事”[4]。《怀旧》的内容和形式跟鲁迅后来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风波》《阿Q正传》以及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都有密切的联系或类似的笔法，但就其刻意回避成人叙述者的当下这一点而言，又迥异于这些后来的作品。且看同样描写私塾氛围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其第一人称叙述者也是成人与少年的叠合，也由少年叙述者唱主角，但并不回避成人叙述者的此刻当下，叙述时空在第一人称叙述者少年和成年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自由切换。但《怀旧》的读者只见“九龄”之“余”，成人叙述者的信息被严格地遮蔽了。这是我们读《怀旧》时不得不首先予以充分注意的一点。
按鲁迅生年（1881）推算，“时予已九龄”说明故事可能发生于1890年前后。另一个提示时间的细节，是乡绅金耀宗慌忙赶到私塾，告诉秃先生“长毛且至矣！”，但“家之阍人王叟”（亦作“王翁”）不信，因他“正三十”（又说“盖二十余”）时见过“长毛”，如今“王翁已越七十，距四十余年矣”，怎么还有“长毛”？“长毛”（太平天国军）起于1851年，“四十余年”之后乃1891年（“余”确乎正“九龄”），而太平天国运动早已于三十年前结束（1864），所以对耀宗传来的谣言，“王叟”不信，“秃先生”和九龄之“余”也都不信。
小说把握上述一连串时间概念都很精准，却唯独回避了第一人称叙述者中成人一方讲述故事的此刻当下。仅仅根据“时予已九龄”一语，读者无法推知成人叙述者何时何地展开其回忆。《狂人日记》则不然，其文言小序结尾注明“（民国）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怀旧》也有“辛亥冬识”之类的落款，读者就不难猜想，引起“芜市”“何墟”两地骚乱的谣言，很可能影射小说创作之时正于作者所执教的故乡绍兴上演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就传来溃散清兵将骚扰绍兴的谣言，时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的鲁迅为此手持长刀，带领学生上街进行武装宣传，以消除谣言给市民造成的恐慌[5]。这一史实正与小说描写若合符节。但成人叙述者完全遮蔽其讲述故事的时间，显然是要杜绝读者进行上述猜想。小说特地让权威的“何墟三大人”一锤定音：“长毛者谎，实不过难民数十人，过何墟耳”，又由金耀宗追加“界说”，“所谓难民，盖犹常来我家乞食者”。这就等于将“芜市”“何墟”两地骚乱反复坐实为1890年左右一次平常的难民过境，而拒绝读者作其他的涉想。这应该也是作者有意为之——他不想让读者轻易看出小说《怀旧》与辛亥革命的本质性关联。
尽管如此，《怀旧》大张旗鼓讲述“长毛”的谣言，并与后来“王翁”所说真正的“长毛”故事相对接，仍不免令人想到《阿Q正传》所写辛亥革命爆发时“未庄”和“城里”相似的骚动。《怀旧》写骚动时“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阿Q正传》则写“城里”举人老爷拜托“未庄”赵太爷照看家财，“未庄”人又纷纷打听“城里”消息，两下都惶惶不可终日。既然《怀旧》中“芜市”“何墟”很像《阿Q正传》中“未庄”“城里”，既然“未庄”人误认为革命党“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安知“芜市”“何墟”百姓哄传的“长毛”不也是他们所不理解而容易扭曲其形象的“革命党”？“秃先生”所谓“殆山贼或近地之赤巾军耳”，不也可能影射谣传中溃散的清兵或不久便进驻绍兴的“革命党”吗（以王金发为首领的这枝“革命党”军队过去确乎就是“山贼”）？所以《怀旧》虽然刻意回避第一人称叙述者中成人一方讲述故事的时间，但它酷似《阿Q正传》的内容一望而知。作者对成人叙述者的遮掩，不啻欲盖弥彰。当然这也是看过《阿Q正传》的读者的后见之明，当时的读者未必能想到这一点。
在内容上，《怀旧》的内容接近《阿Q正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围绕一则传闻敷衍成篇的手法也很像《风波》，但《怀旧》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计更接近《狂人日记》。《怀旧》作者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以“余”为代表）相当于《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之“余”，而“王叟”讲述“四十余年”前“长毛”故事时主要采取“我”的口吻（仅一次用“吾”，一次用“余”，可忽略不计），也相当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我”。《怀旧》跟《狂人日记》一样也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嵌套结构[6]，也有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交错并存的框架[7]。
所不同者，在《怀旧》的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之中，作为小说人物而自称为“我”的“王叟”始终是“王叟”，但作者身份的叙述者却一分为二：其一是“九龄”少年叙述者，其二是始终不肯正面亮相的成人叙述者。《狂人日记》率先登场的叙述者“余”并无这种一分为二的情形——这个“余”的形象更加完整，他不仅介绍了自己的过去，也不回避其当下信息。他跟“狂人”昆仲是“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狂人日记》的缘起又跟“余”的归乡之旅有关。“余”因“适归故乡”，这才“迂道往访”某君昆仲，得到《狂人日记》，在初步诊断“狂人”所患乃“迫害狂”之后，对于文字稍作编辑，便予发表。针对“余”的过去，虽然只提及“余”跟某君昆仲是“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但由此暗示的信息远比《怀旧》第一人称叙述者栩栩如生的童年生活更值得重视。小说借“狂人”之口以及“大哥”所谓“候补”暗示了“昔日在中学校时”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先烈以及一大群辛亥时期的“故人”跟“余”的交往，小说主旨因此包含了对这些革命先烈和“故人”的哀悼与缅怀[8]。
《怀旧》之“余”全程掌控小说叙述，跟自称为“我”的另一叙述者“王叟”也多有交集。《狂人日记》之“余”则仅在文言小序中登场，“余”和另一叙述者狂人“分隔多年，消息渐阙”，理论上不可能参与狂人“我”的故事。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怀旧》之“余”与“王叟”虽有交集，精神并不相通。《狂人日记》之“余”和“我”隔绝多年，却灵犀相通。读者可以不必顾及《怀旧》之“余”跟“王叟”的关系，却不能不仔细品味《狂人日记》之“余”跟狂人“我”的隐秘联结。
《狂人日记》中“余”的三重身份
——兼论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不可分割
《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余”采用文言，好像势必要跟熟练使用白话的狂人“我”处于对立隔绝的地位，至少“余”对狂人应该持超然漠然的态度。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判断，过去绝大多数论者遂将小序与正文区别对待，认为小序仅仅套用话本小说“楔子”，起“烟幕”作用，无关宏旨[9]。研究《狂人日记》，主要还是看白话正文，对小序不必过于认真，不能“想的这么多”[10]。
1980年代末以降，轻视小序的态度有所改变，论者纷纷讨论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余”和“我”所造成的对抗或互补的嵌套式反讽结构，核心问题则是小序对“候补”的提前交代。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长期争论，几乎构成《狂人日记》研究的半壁江山[11]。
以上两种对《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的看法，前者主张不必深究，这固然有碍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却也避免了将小序和正文、“余”和“我”过度分离的做法。后者主张予以深究，但前提是严格区分小序和正文、“余”和“我”，再来探究二者的关联。这仍然是围绕小序与正文、“余”与狂人的对峙做文章，很少跨越对峙说，揭示小序与正文、“余”与“我”在作者统一操纵下的实质性联结。
“余”（连同“余”所撰写文言小序）果真可有可无？“余”跟狂人“我”果真处于对峙或“反讽”地位？这两种极端的设想都不符合小说文本内外的实际。
关于“余”可能存在的小说文本之外的人物原型与“本事”，笔者有另文探讨[12]。这里仅在小说文本内部，进一步梳理“余”的角色定位。
“余”和“某君昆仲”乃“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余”归乡时“偶闻其一大病”，即“迂道往访”（“大哥”所谓“远道来视”），足见其为真“良友”，至少和“我”并非陌路之人，所以尽管“大哥”已介绍其弟发病之始末，“余”依旧不能释然，“大哥”这才“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兄弟二人的“旧友”应该不止“余”一人，“大哥”为何偏偏将弟弟极私密的日记“献”给“余”而非别的“旧友”？可见在“大哥”眼里，“余”跟他们昆仲的关系也非比寻常。
小序并未明说“余”和“某君昆仲”何时“分隔”，但至少“廿年以前”狂人踹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的壮举，“余”应有所闻见，而照狂人自述，这就是他被“迫害”的肇始。“余”之所以“迂道往访”，“良友”情谊之外，是否也触动了“余”对狂人许多未必写入“日记”的昔日壮举的记忆呢？
果然“余”拿到日记后，并无耽延，赶紧“持归阅一过”。这也可见“余”对狂人的关切。经认真研读，“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是整篇小说关于狂人所患之病唯一正面的解释。有此诊断，“余”才决定“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研究狂人，无论如何绕不过“迫害狂”三字。这说明“余”不仅是狂人的“旧友”“良友”，还略懂现代医学，至少比大哥延请的医生高明得多（他们根本没有像样的诊断）。据说《狂人日记》在鲁迅“所仰仗”的“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领域，至少涉及现代犯罪学之父、意大利人伦勃罗梭的有关理论[13]。鲁迅杂文也曾两次提到伦勃罗梭之名[14]。在小说文本之内，“余”和狂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在小说文本之外，“余”和作者的关系也很密切。“余”绝非局外人，绝非跟“狂人”（包括作者）拉开一段距离，超然而猎奇地传播狂人日记，或掉弄优雅文言来满足当时读者的趣味。
《狂人日记》主题思想与艺术形式跟作者早年的求学经历的密切关联，还为作者后来的回忆所证实——
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15]
果戈理同名小说和“狂人”借自尼采的话，都是作者从青年时代直至创作《狂人日记》时极感兴趣的异邦新声，这一点足以说明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确凿的存在。作者并没有因为设置了“余”和“我”这两个富于间离效果的角色便抽身隐退，相反“余”和“我”的后面都站着作者本人，都是作者的替身，绝非互不相干。
除了“迫害狂”这一诊断，“余”还发现狂人日记若干语言上的特点，“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余”提醒读者其编纂工作很有限，“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这固然显示了“余”对狂人的尊重，但“余”从尚未发表的全部日记中仅仅“撮录一篇”，问世传奇，其实际的编纂工作恐怕并不简单，绝非仅仅“悉易去”真实“人名”而其他则“一字不易”。有学者发现，小序对正文语言特征的分类与描述完全符合“狂人”语言的实际，这就意味着“余”不仅在小序中提醒读者应该如何解读狂人日记，他还参与了日记的后期创作[16]。尽管日记正文对“余”不著一字，但通过介入日记正文的后期创作，“余”和“我”（包括背后的隐含作者）实际上有着高度的重合。
“余”拥有三重身份：他是狂人“旧友”“良友”，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跟狂人有相通之处；他像作者一样拥有现代医学知识，在“余”和狂人身后也确乎站着同一个作者；他不仅是“狂人日记”的发现者、整理者、公布者，也参与了“狂人日记”后期创作。总之在小说文本的内与外，“余”跟狂人和作者都有高度重合的关系。仅仅因为“余”这种特殊身份与功能，就使得《狂人日记》文言小序跟白话正文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当《狂人日记》收入《呐喊》第一版时，作者于篇末追加了“一九一八年四月”的落款，使《狂人日记》与《呐喊》其他小说的格式保持一致。“一九一八年四月”是作者设定的小说全篇（包括小序和正文）完成日期，“七年四月二日识”则是“余”撰写小序的日期。前者是全部故事的讲述时间，后者只是局部故事的讲述时间，前者涵盖后者。纯粹形式上的这一细节也说明小序不能独立于《狂人日记》，它是整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先于“我”登场的“余”也绝非完全超然的叙述者。
从《怀旧》到《狂人日记》
——鲁迅创作心态的根本转变
《狂人日记》中“余”跟“我”都是作者经过乔装打扮后的替身，都和作者以及作者塑造的人物息息相关。率先登场的“余”好像戏份不多，但隐含作者一开始就揭开其“适归故乡”的漂泊之旅及其与主人公狂人“我”的“良友”关系，这就迥然有别于其前身《怀旧》之“余”。《怀旧》中作者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有今昔两种时态，但此时之我始终处于暧昧悬虚状态，读者只能看见时年“九龄”的彼时之我。
简言之，《狂人日记》作者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余”貌似超脱，其实却是以更接近作者本人的形象挺然而出；《怀旧》作者身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余”貌似挺然而出，其实却是刻意用往昔的少年之我来遮掩当下的成人之我。
在这意义上，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的心态跟他七年之前创作《怀旧》时便显然有了很大的区别。鲁迅在《怀旧》中刻意隐蔽自己现在时（1911年冬）的生活，掩盖小说写作时间与故事（辛亥革命）发生时间的叠合，读者从“予已九龄”的少年生活的追忆中看不到《狂人日记》所暗示的作者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先烈和一大群辛亥“故人”交往的过去。换言之，鲁迅创作《怀旧》时顾忌太多，导致成人叙述者的时空定位始终处于虚悬状态。到了《狂人日记》，鲁迅已不惮于透露其当下和往昔的重要生活信息，文言小序不仅檃栝“余”1913年夏与1916年底两次归故乡之旅[17]，也披露了“余”跟狂人昆仲乃“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的深层关系。这些细节都影射了作者跟以徐锡麟秋瑾为代表的绍兴籍光复会骨干以及其他辛亥“故人”的交往，也暗示了《狂人日记》追悼先烈、缅怀“故人”的主旨。
正因为有了这种心态上的根本改变，紧随《狂人日记》之“余”陆续登场的鲁迅其他小说众多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其角色设计与时空定位便都愈见分明了。
普实克敏锐地指出，《怀旧》在文学观念和具体描写手法上都“属于现代新文学的作品，而不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怀旧》毕竟创作于“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八年，因此它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能用五四时期总的倾向来解释”⑱。本文不惮繁琐地分析比较《怀旧》与《狂人日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异同，多少有助于我们理解《怀旧》因问世过早而不得不带有的某种“孤立”品质。
从《怀旧》之“余”转向《狂人日记》之“余”是很关键的一步，这意味着1911年冬蛰伏于故乡绍兴、在文学上顾忌尚多的归国留学生周树人已然成长为更成熟的新文学家鲁迅。继十年前在东京“提倡文艺运动”之后，鲁迅终于决定要在首善之区再度发声。尽管他的第二度发声也并非毫无顾忌，但比起七年前的《怀旧》，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注 释
[1]周作人：《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7页。
[2]《怀旧》的“发现”过程颇为复杂，参见赵陕君：《<怀旧>发现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
[3]赵陕君：《鲁迅<怀旧>校勘记》，《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6期。
[4][18]《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5]参见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