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思想的发展

在文学思潮发展史上，左拉以他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实验小说论著称。但实际上，他的文艺思想要比狭义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论更宽广，他的文学创作，则又往往超出了他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论的规范。

左拉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他的文艺观，并且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有所变化发展，如果把他写《卢贡-马卡尔家族》以前的那一个阶段划为他文学创作的前期，他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时期为他创作中期，写作家族史小说以后的《三名城》《四福音书》为他创作的后期，那么，他前期在文艺观上基本上是传统现实主义者；中期，他建立了自然主义文艺的理论体系；后期，他在文艺理论上则基本上维持原状，没有新的重大的发展。

左拉曾经这样回忆道：“我受过三种影响，即缪塞的影响、福楼拜的影响与泰纳的影响。”这三个作家的影响，实际上分别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且都是左拉在他的青年时期、文学创作的前期就已接受了的。

左拉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浪漫主义思潮在法国早已过时，左拉与这一思潮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左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主要是就这样一种意义而言：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并不是来自浪漫主义，而只是在早期的创作中对浪漫主义作家，特别是缪塞的作品有所借鉴而已。

左拉的文艺思想是在现实主义文艺的高潮中形成的。左拉在强调真实性的前提下，也极力提倡作家的独创性，这是左拉早期文艺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左拉所说的独创性的含义，广泛地包括了从观察自然到表现自然的整个过程中的独特的方式。在他所强调的独创性中，核心与真髓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他讲得很明白：“一件艺术品只是一种人格、一种个性的体现”，而他自己看待与评判艺术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既然如此，他所强调的独创性的标准与他强调的真实性的标准关系如何呢？在他看来，“一部作品包含两种因素：现实因素即自然，个性因素即人……现实因素即自然是固定的、始终如一的……而个性因素即人是变化无穷的，有多少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少不同的精神面貌”。应该说，左拉这种理解体现了一种辩证的现实主义精神，既尊重了客观的自然，又照顾了主观反映的能动性，既强调了真实性的标准，又给了独创性以重要的位置，形成了一种两者辩证统一的艺术要求，即要求艺术家“通过他们自己独特的气质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把自然再现出来”，以求展示出一个作为“独特气质的生气勃勃的表现”的“与众不同的世界”。

左拉在文艺理论与创作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钻研，他从当时生物学、医学、生理学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原来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然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实验小说论》一书更是他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作。

既然左拉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然主义的理论体系，他的全部自然主义理论就理所当然地包括了现实主义的原则，他在自然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实验小说论》中这样明确地规定：“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何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他把真实性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来要求，因而他也就把真实性作为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标志。如果说，左拉早期的文艺理论往往把真实性与独创性区分开来、同时并重因而带有某种程度的二元论的性质，那么，在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中，这种二元论的痕迹就完全消除了。为了树立真实性在文学中的绝对地位，左拉排斥与否定浪漫主义的想象，甚至对主观色彩也持否定态度，认为主观色彩“不是把场景缩小了，便是把它夸大了，使一切都浸渍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也正因为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首先强调了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原则，所以，他很自然地把这些作家都称为“自然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司汤达“也像巴尔扎克一样是我们的父亲”，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因此，从这一思想脉络来看，左拉的自然主义在其基本原则上，其实就是一种现实主义。

从上述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出发，左拉进一步把他的文学理论推向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即“把科学的方法介绍到文学中来”。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在法国的传播，特别是吕卡思医生出版的《对遗传的哲理与生理考察》等论著学说，成为左拉直接的凭借与参考。在这些自然科学学说的指引与启迪下，他在以下三个方面创建了与传统现实主义文艺观显然有所不同、较之有所发展的文艺理论，即使他获得自然主义大师称号的那一部分理论观点。

首先，左拉把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重要性强调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以至表现出一种要求文学从属于自然科学的倾向。他从实验医学发展的新成就出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以往作为一种技艺的医学现在构成了一门科学，文学为何就不能借助实验方法也成为一门科学呢？”

将来，当人们证明人体是一架机器，有朝一日可以按实验者的意愿拆卸和安装其齿轮系统时，科学便一定会转向人的感情和智力行为。那时，我们将进入迄今一直属于哲学和文学的领域。既然方向如此，在左拉看来，生理学与医学的原则也就完全适用于文学了。他在《实验小说》一文里，多次引用了克洛德·贝尔纳关于医学问题的论述。既然实验方法引导人们认识了肉体的现象，它也可以引导人们认识感情与精神现象，这不过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不同阶段。

在左拉的思想中，不仅文学与生理学、医学的性质相同、规律相同，而且两者的目的同样也是一致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把文学对自然科学规律的服从视为实现文学崇高目的的必要条件。他认为，以主观情感与抽象理性为基础，是不可能表现“外部世界的真理的”，只有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方法的自然主义文学，才能“向未知夺取真理”，而“表达真理的作品才是伟大和道德的作品”。他指出，实验医学的任务在于找出人体器官的毛病，而自然主义文学也同样能够医治社会机体的病态，因此“自然主义小说家其实就是实验伦理学家”。

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左拉不仅要求在文学创作中搬用这种方法，而且把它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提到了君临一切的地位，与此同时，他又把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与方法的重要性降低到前所未有的限度。这是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在这里，左拉所强调的就是观察与实验，而实验则又包括了精确的解剖与分析，因此，左拉又指出：“自然主义小说就是观察与分析的小说。”

在左拉这里，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只承认客观既成事实的实证精神、要详尽占有资料的方法和对客观事实应加以实录的严格态度，都一一得到了强调，并直接转化为指导文学创作的原则被置于文学创作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艺术的典型化已被缩小到最小的范围，艺术加工也不再在创作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想象几乎完全被排斥（“我们没有权利进行杜撰”）；激情与灵感也几乎被完全否定（“人们十分错误地认为优秀的风格就是情绪激昂，触目惊心，几近于神经错乱的状态”）；才能也必须从属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其存在与否必须以是否忠于这种方法为转移（“应该由实验来检验才华”）；甚至情感也被限制到最低的程度（“只有在表现其决定因素尚未弄清的现象时，才表现个人情感，同时竭尽所能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这种个人情感”）。这就是左拉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论，这些主张不仅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论不同，而且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否定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普遍方法与规律，使文学创作完全成为纯自然科学式的机械活动。

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把医学的遗传学说引入文学，要求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人。那么，是根据什么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人和研究人呢？这是问题的核心。在这里，左拉提出了遗传学作为指导和原则。他认为，人的生理条件是人的“内部环境”，人这架机器“如何运转，如何思想，如何热爱，怎样从理智发展到激情和疯狂”，这些现象都是由“生理器官控制的”，是在“内部环境影响下发生作用的”，而“内部环境、生理条件则与遗传有关”，因此，他明确地说：“我认为遗传问题对于人的精神和感情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应该指出，在提出人的“内部环境”的同时，左拉也提出了“外部环境”的问题。他的“外部环境”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环境”，他对社会环境也有足够的重视：“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环境中”，“我认为社会环境同样具有至关的重要性。”因此，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这样说：“我们小说家要进行的重大研究即在于社会对个人与个人对社会的相互作用。”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强调真实地描写现实，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它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重要方面，是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又一继续，是这种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它在过去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上添加了新的内容，即自然科学的内容。这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补充与变通，有得亦有失，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方面。

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描写客观现实上的准确性、详尽性、细致性，都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论的一种新的开拓与发展，有助于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原则在创作中更进一步贯彻，它关于从生理的角度去观察人与描写人的主张，实际上补充了一个真实地描写人的新课题与新角度，对于进一步把人物描写得有血有肉、符合人的实际，无疑不是没有裨益的。在这些可取的原则的正确指导下，左拉就得以绘制出现实生活的宏大图景，保持了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本特点而又具有新的内容，在描写现实的方法上，较之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左拉也有了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无疑有着明显的缺陷。它混淆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界线，错误地将它们加以等同，在强调自然科学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价值的时候，又不适当地忽视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与规律；它主张绝对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显然流于偏颇，从而否定了文学艺术本身的典型化方法与对于文学创作至为重要的灵感、想象、激情、才能等创作要素。以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去进行创作，文学描写肯定容易有繁琐、滞重、冷淡、刻板等弊病，即使左拉的创作实践并不完全忠于他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主张，即使他本人才能卓越，并且原来还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与诗人气质，他的作品也未能避免上述的缺点。左拉在观察人、描写人的问题上过分强调生理性，也必然导致两个不良的后果：一是分散作家对于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与研究，有碍作家对人的阶级性、民族性与人性做更加深入的发掘；二是必然使文学作品降低为对生理性、动物性的描写，流于“去翻搅那恶臭的或跳动的血肉之躯”，出现像“令人厌恶的厨房”一样的篇章，尽管左拉在描写人的生理性时事实上是有所克制的，但他这个主张确使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了某些败笔，特别因为他所迷信的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遗传学说并不科学，没有揭示遗传的真正客观规律，所以，他这种主张不仅会妨碍真实地表现人的社会性方面，而且也无助于表现人的自然性方面，其结果反而会流于某种不可知的神秘性，而他把自己的家族史小说的总体结构建立在这种不科学的遗传学学说上，当然显得勉强，不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