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卢贡-马卡尔家族》中对客观现实的描绘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比过去的现实主义描写更为细致，而且更致力于表现现实生活的物的丰富性，所以，它在法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历史上，无疑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由于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存在一定的偏颇，《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描绘有时也就不免过于繁琐、拖沓、滞重，在对人的生理性的描写中，往往也有使人反胃的败笔，但总的来说，它的写实主义艺术是成功的、引人入胜的，其中不乏一些确有表现力的出色的散文艺术篇章。

左拉早期的浪漫主义倾向，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在以科学的实验的眼光观察现实、搜集材料、形成印象的时候，往往同时生发出某种浪漫主义感受，而当他以写实的语言把这一现实描绘出来的同时，又把这种浪漫主义的感受化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形象。在《小酒店》里，他把小酒店里的蒸馏器描写成一种邪恶的化身，以突出表现酒精的危害；在《娜娜》中，他描写娼妓像一只苍蝇到处传播毒菌；在《萌芽》中，他把消耗着矿工们的血汗的矿井描写成吃人的野兽；在《妇女乐园》中，他把庞大的百货公司描写成一个巨人……

这一类充满浪漫遐想、具有象征意味的描写，在家族史小说里比比皆是。所有这些描写把现实对象加以“诗化”，或赋予它一种灵性，一种生命，或赋予它一种象征，不仅使得现实对象的本质特征更突出地被表现了出来，而且也给左拉那种写实的、滞重的风格带来一种生气。

博大的气势与激昂的热情是左拉家族史小说中构成浪漫主义成分的又一种因素，左拉在自己最初的写作计划里这样强调：“要有热情”。他还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有一种威严的气派。像一条怒号奔腾的江河，宽广开阔，浩浩荡荡地前进”。他在家族史小说里达到了自己的这两个要求。他的文字绝不是冷漠的，而是饱含感情，或褒或贬，或扬或惩，主观色彩是很鲜明的，而且，正因为他具有主持社会正义的热情，又力图把这种热情注入笔端，所以他的家族史小说中有不少感情强烈、色彩浓重、线条夸张的画面，如娜娜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缪法伯爵那种罕见的堕落、萨加尔与德甘卜尔两人像野兽一样的争斗，都是从暴露统治阶级的激情出发而用夸张的笔法写出来的。至于家族史中浩荡的气势，既是他对现实生活宏伟的描绘、小说巨大的篇幅和贯穿其中的社会激情必然形之于外的一种风格，又是他博大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和某种浪漫主义理想所带来的一种艺术效果。

在结构方面，家族史小说作品的每一章或每一卷，往往都以严谨的形式集中地表现某一方面的生活内容，或某一个事件的过程，或某一个生活场景，各章各卷的篇幅整齐而匀称，彼此之间联系紧凑、焊接细密、比例得当、前后呼应、互相对照，由逐步铺张、层层深入到形成高潮、进入尾声，既井然有序、稳当沉着，又波澜壮阔、雄浑有力。家族史小说在结构上的这种严谨、整齐、匀称、壮观的特点，是带有某种古典的风格的。

后期的文学创作

较之中期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左拉后期的文学作品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家族史小说中，他要求自己成为第二帝国时期的历史家，而在后期小说中，则企图成为社会福音的使徒。在这里，他主要致力于宣扬某种社会理想或表现某种抽象空泛的理念。由此，后期的作品也就带有一定的主观说教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对局部的现实生活的具体描绘上，左拉又保持了原来自然主义那种力求繁详、完备的写实风格，使这些描绘达到了栩栩如生的效果。总之，远渺的理想、空灵的意念、抽象的说教与具体而滞重的写实描绘的结合，构成了左拉后期文学创作的特点。

旧的宗教信仰和神灵迷信丝毫不能缓解人世的痛苦，只是对千万不幸者的麻醉与欺骗，很多病人在卢尔德圣泉的浴池中浸过而加速了死亡，贫穷的女工向圣母哭诉“为什么欺骗我”，在宗教迷信的愚弄下，世间的痛苦反而有增无减。在作品里，左拉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清楚地指出了苦难的社会急需解救，它需要新的信仰与新的道路，然而，新的信仰与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指出。

三部曲的后两部写得不如前一部好，人物缺乏心理深度与立体感，颇流于概念化，作品的构思也有出于抽象理念之痕，而主题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前一部的重复，没有继续深化与开拓，仍然限于指出社会现实的不合理与旧的宗教信仰的价值的丧失，主人公的追求几乎没有多少进展，最后只能寄渺茫的希望于将来。

《四福音书》是左拉为德雷福斯案件进行斗争的晚年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左拉更多地是一个社会的斗士，他不仅专注地关心社会正义的伸张，而且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其中，这无疑使他更力图用自己的创作来提出解救社会现实的方案。

在《四福音书》里，左拉主观上认为找到了悲惨世界的出路与途径，顾名思义，“四福音”——繁殖、劳动、真理、正义，就是他所提出的解救现代社会的四个方案，是他所要向现代社会指点的出路。

他在创作《四福音书》期间，当他流亡在伦敦的时候，又一次研读傅立叶的学说，并深受其影响，这使他的作品又带上那种天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色彩。然而，也正因为左拉所接受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在把他的社会福音的思想具体化、明确化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接近真正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途径，而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与乌托邦。

《劳动》提出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最重大的社会课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与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问题，它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具有时代社会的代表性，它的重要意义不限于左拉创作的范围，不论在法国文学史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它都要算一部批判意识较明确、形态最完备、描写最充分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说。

在小说里，左拉的描写一开始就集中在无产阶级悲惨生活的画面上，第一卷的整整前两章，可以说是整个作品的“地狱篇”，在这里，主人公侣克在亚比末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地狱”里漫步，他每到一处，就见到一种骇人听闻的贫困与悲惨，这实际上是左拉在一一展示资本主义工业区这人间地狱中种种可怕的情景。在这些篇章里，左拉那种力求真实入微的自然主义描写，发挥了详尽实录的效能，以一个个生动、真实、完整、细致的生活场景，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关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无产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的确实可靠的历史文献。

左拉的乌托邦理想完全是傅立叶式的。在文学史上，他无疑是第一个对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进行了详尽描写的作家，《劳动》中主人公侣克所建立的新型工厂与新型城市，基本上是傅立叶主义的“法朗吉”的艺术图解。在侣克创办的新型工厂里，没有劳资矛盾，没有剥削，生产蒸蒸日上，收入日益增多，不再有专制统治，一切都由管理委员会进行治理，其创始者侣克不过是管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而已。在侣克后来所扩建的新型城市中，更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美景，到处都是生活欢乐，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电气的运用非常广泛，劳动成为了一项真正的光荣、自由而愉快的事业，每人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时，还可以自由地选择工种，各尽所能，而城市则从各方面保证了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已极大丰富，几乎到了取之不尽的地步。左拉笔下的这种幸福理想的社会，与充满剥削、劳役、痛苦、不幸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它虽然是十足的空想，但却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还包含有某种共产主义的因素，在一些方面，显然超越了傅立叶主义理想的水平。而且，左拉是怀着一种巨大的激情来进行这种描写的，他的描写不厌其详，力图表现这一理想社会蓝图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往往沉醉在这种远渺空想的描写中，表现出了一种进步的向往与天真的憧憬。

虽然《劳动》中对新社会事业图景的描写体现了作者进步的理想与美好的憧憬，构成了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文学中一份宝贵的思想材料，但这种描写毕竟是不真实的、苍白的，如果左拉在整个作品的篇幅里，都陷于空想与抽象的爱的呓语，那么，他的小说肯定会使人无法卒读，不过，左拉还相当善于安排，他努力在空想社会主义“法朗吉”的框架中，搬演现实生活的事件。如果说，左拉在描写正面理想、提出社会改革方案时是苍白无力的，那么，一旦他回到真实的描写，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与揭露时，他就又恢复了生气与活力，为自己的时代社会留下了有认识价值的画面，如像小说中对女主人公淑茜的坎坷命运的描写。

《劳动》在左拉后期的创作中之所以成为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在思想内容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左拉后期作品中所具有的对理想社会、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这种向往既体现出他思想进步的程度，也暴露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中那些空想的、抽象的成分；其次，以形象表现而言，它又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空想的图景与写实的描绘两者奇特的结合，并具有后期作品中各种创作手法杂然并陈的特点。不论是《劳动》还是左拉后期的其他作品，显然都不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艺术上不具有特别的魅力，但它们作为某种文学现象，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的产物，却是另具特征，值得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