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吾爱读唐诗,继续说老杜。
杜甫和李白一样,是家喻户晓的大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座璀璨高峰。但两人仍有不同,李白生前就名声大震,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四十一岁的李白来到京城长安,把他写的《蜀道难》呈给时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李白是“谪仙人”,此后,李白名声大震,倾动京城,这才有了后来的供奉翰林以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等千古流传的绝句了。
相比较李白,杜甫的人生就要潦倒黯淡得多,尽管他的很多诗作的胸襟气魄一点儿也不亚于李白,比如《登高》里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写得慷慨激越,胸襟壮阔,动人心弦,连乾隆皇帝也称这首诗是“七律稀世之作”。再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更是沉郁顿挫,惊心动魄,震撼人心,是历来诗家中谴责当政者最尖锐、最激烈的诗句。还不要说他的“三吏三别”等,更是批判社会,反映民生,揭露腐败的千古之作。这些反映现实的诗作,赢得了后世对杜甫的极大尊敬。
然而,由于杜甫生逢乱世,一生颠沛流离,也没做过大官,接触的当世名人机会也不多,所以生前的名声也不大。从唐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唐人编撰当时诗人的作品合集开始,到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唐朝覆灭,一百五十多年里先后出了十余本诗歌集子,囊括了数百位诗人,但杜甫的名字仅仅出现过一次,由此可见,杜甫在当时的诗坛存在感其实很低,这不得不说真令人遗憾了。
杜甫的出名,其实是在他死后。这还要感谢比他晚出生六十七年的元稹。
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没有任何遗产,次子杜宗武也一贫如洗,无力葬父,直到四十三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将祖父归葬故里偃师首阳山,并将生前的一本诗歌集子送给了当时的大诗人元稹,请元稹为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之所以请元稹写墓志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让逝者“入土为安”,写墓志铭和立碑是古代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找位有影响的人来写墓志铭是缅怀颂扬逝者的愿望,而元稹年少成名,是中唐有名的诗人、文学家,曾一度拜相,系当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二是杜元两家系同乡,两家的籍贯分别是河南的巩县和洛阳,请老乡写也比较合适;三是元稹尽管是个花心渣男,但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创作了大量带有讽喻性的乐府诗,也算传承了杜甫的文脉。
元稹生前拜读过杜甫的一些诗,对这个前辈也心存敬意,当他读完杜甫的诗集后,大为感动,也十分激动,于是挥笔写了一篇气势雄浑跌宕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其中写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意思是杜甫的诗,远的可以追上《诗经》里的《国风》、楚辞里的《离骚》,从言论上夺去苏味道和李峤(两人为初唐的著名诗人)的气势,掩盖了颜延之(南朝宋文学家、文坛领袖)和谢灵运(南北朝著名诗人、佛学家)的孤高自赏,夹杂徐庾(南陈文学家)和庾信(北周文学家)的清丽,具有古往今来所有的体裁的强势,并且兼具自己的作为文人的文风特点。这个评价之高,冠绝古今。这还不算,元稹还把杜甫这位老乡和名声显赫的李白做了个比较,说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意思是李白的诗尽管恣意汪洋,放浪不羁,非常有名,但要说现实主义的乐府诗,还是比不上杜甫的。
不惟元稹,与元稹同时代的白居易、韩愈等人也对杜甫评价很高,白居易说“杜诗贯穿古今,杈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意思是杜甫的诗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善尽美,又超过了李白。相较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褒杜贬李,韩愈就比较可观了,他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意思是两人水平都很高,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光芒万丈。到了宋朝,杜甫的名气就更大了,司马光、苏轼、陆游等人更加推崇,说杜甫“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等等。由此可见,及至后世,杜甫诗作中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和民众疾苦的反映,以及“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集大成式的艺术手法才被挖掘出来,滋润灌溉了后世无数诗人作家,可谓“沾概千秋,泽被万代”。
人常说,少读李白,老读杜甫。每个人只有经历了万千风雨,尝遍生活之苦,意气消磨之后,才能读懂杜甫诗作中蕴含的伤感与凄凉,读懂苦难之后闪现的人性光辉。
从杜甫身上,很多人看到了不如意的自己,感同身受。
(二)
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四十八岁的杜甫携一家老幼,在古道西风残照之中,从甘肃同谷县出发,历经坎坷,在第二年春天抵达成都,在好朋友严武的资助下修建草堂,即杜甫草堂,总算过上了一段较为安逸的生活,然而,不久严武去世,杜甫不得已又开始了漂泊。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暮春时节,到处流落的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与同样流落异乡的著名音乐家李龟年偶然相逢,回忆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邸频繁相见和听歌的情景,杜甫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这首极具情韵的七言绝句《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那年在岐王府邸里咱们时常相见,崔九堂前也曾多次耳闻您的音乐。如今正是江南的大好风景,在落花时节又与您重逢。
爱有多远,思念就有多深沉。面对苦难的现实、凄凉的晚境和曾经辉煌一时的旧交故友,老境已至的杜甫在诗中感触着故人重逢,慨叹着动荡年代的不凡遭遇,也感触着对往昔的无限眷恋。
就像诗中所说的,这不是杜甫第一次和李龟年相遇了。
李龟年,唐朝著名音乐家,被后人誉为“唐代乐圣”。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可以说是妥妥的全能艺人。开元盛世的大唐,“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经济发达,文艺兴盛,在这个时候,李龟年遇到了知音—-唐玄宗。他和李彭年、李鹤年兄弟创作了著名的《渭川曲》,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由于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李龟年他们去演唱,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他们在东都洛阳建造宅第,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公侯府第。
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和中书令崔湜的弟弟、人称”崔九”的崔涤关系要好,两人时常举办宴会,并请李龟年来助兴。那时的杜甫,才十四五岁的样子,正意气奋发,怀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凌云壮志也来到洛阳,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有幸能够经常出入于他们的门庭府邸,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那时,小杜甫认识李龟年,也许李龟年未必认识小杜甫吧。
坐在台下的小杜甫和其他人一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想着,将来有一天,他也能像李龟年一样,成为众人的焦点,像李白那样名满天下,也像王维那样功成名就。
一场安史之乱,所有人的人生际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到处漂泊,从秦州到同谷,一路颠沛流离到成都。而李龟年本来可以和玄宗一起逃亡成都,可惜掉了队,流落到江南,以乞讨卖艺为生。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暮春时节的一天早晨,颤颤巍巍的杜甫或许在草堂附近的山路上散步,或许在追赶偷他草堂屋顶茅草的小孩,或许不得已去集市上当掉不多的值钱衣物补贴家用……总之,在一个不经意的街边,他偶遇了一个一个乞者,一个盲流—-正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李龟年。久未谋面的老友重逢,重逢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重逢在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重逢在“凄凉满眼对江山”的去国他乡。杜甫胸中原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此刻喷涌而出,这才有了这首名动天下的七律之绝。
后人评价此诗“含意未伸,有案无断;而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这首诗语气平淡,内涵却极其丰满,既有对开元初年鼎盛的无限眷恋,也有对国事凋零、老友颠沛流离的感慨,真是举重若轻、浑然无迹。
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下子变老的。
(三)
惦念李龟年的,不仅有杜甫,还有王维。
王维是当年在岐王府里的常客,和李龟年一样也是音乐发烧友,两人也是好朋友,他曾给李龟年写过一首著名的《江上赠李龟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再说一遍,这首诗不是描写男女相思的,而是写描写朋友之间友谊的。
据说,流落江南,乞讨卖艺的李龟年,唱的最多的就是这首《江上赠李龟年》和王维的另一首专门为李龟年名曲创作的《伊州歌》: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燕来时数附书。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在清风明月之夜,在鸿雁南归之时,一封书信,也抵千言万语……
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这次重逢后不久,杜甫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客死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而李龟年也在当年离开了人世。于是,这首《江南逢李龟年》就成了杜甫晚年创作生涯中的绝唱。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半世穷困漂泊,居无定所,过着寡淡的生活,但正是这种经历,让他看到人世间的百态,懂得世间的悲欢,悲悯黎民的命运,这种悲悯,穿透地域、文化和民族,时间愈久,愈感到他的可贵。
余华说:“以前总认为,人间最美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得的是重逢。能遇见谁,会失去谁,皆有定数。得到的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
杜甫和李龟年,两个惺惺相惜的好友,或许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而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或许是杜甫献给那个时代的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