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福楼拜是法国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新优美、简洁质朴而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离开文体无作品”，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语言艺术的高度重视。他曾这样教育弟子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铿锵有致，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应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因此他的语言抑扬顿挫、干净流畅，没有一处累赘的句子，文字锤炼到几乎不能增减一字的程度。然而无人能想象他的创作过程是何等艰辛苦涩。福楼拜不属于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
很少有人肯像福楼拜这样不惜代价地在锤字炼句上下功夫，为了寻求精彩、和谐而又富于歌唱性的句子，福楼拜有时竟至累得汗流浃背，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他终日伏案，一天至多能写五百字。
他曾感慨万端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福楼拜是一位极苛求的艺术家，他不图功名利禄，也不需要靠写作维生，他所孜孜以求的，仅仅是美。他怀着对美的“宗教式的虔诚”
福楼拜是有产者，原可以活得悠闲自在，而他却像在沙漠中修行的苦行僧一样，拒绝一切享乐，抵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年复一年地在艺术创作领域艰难跋涉。《圣安东尼的诱惑》其实也是写他自己。他和圣安东尼一样克制欲望，心甘情愿地遁世隐居。他为艺术抛弃一切，正如圣安东尼为宗教牺牲现世。
他的辛苦没有白费，因为他的语言艺术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往往三言两语，便勾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他写查理前妻的干瘪：“寡妇瘦括括的，牙又长……骨头一把，套上袍子，就像剑入了鞘一样”；写查理求婚，总共百十来字，把查理的怯懦、卢欧老爹的豪爽勾画得活灵活现。福楼拜擅长白描，他写老包法利浪荡公子的习性难改，只是客观地陈述他的行为：“早晨他到广场吸烟斗，戴一顶漂亮的银箍船形帽，居民还真让他给唬住了。他喝烧酒有瘾，一来就差女用人到金狮替他买一瓶，写在儿子账上。他要手帕有香味，用光儿媳妇储藏的全部科伦香水……”；他刻画罗道耳弗的花花公子禀性，只需罗道耳弗几句内心独白：“家伙，她打哪儿来的？那笨小子打哪儿找到她的？小可怜儿！巴望爱情，活像厨房桌子上一条鲤鱼巴望水，来上三句情话，我拿稳了她会膜拜你！一定温柔！销魂！……是的，不过事后怎么甩掉？……”
福楼拜擅长刻画资产阶级中间人物，如《包法利夫人》中的郝麦，便是他笔下最成功的典型之一。这位追名逐利、以进步人士自居的时髦人物，谈起什么都头头是道，开口闭口“科学”、“进步”，他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在内行面前不懂装懂，所有的名人他都拼命巴结，所有能扬名的事他都要插进一只脚……他喜欢赶浪头，崇拜一切新潮的人和事，连给孩子取名都要讲时髦。所以他的四个孩子一个叫拿破仑，代表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代表自由；一个叫伊尔玛，也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让步；一个叫阿塔莉，却是对法兰西戏剧最不朽之作的敬意。福楼拜对此人未加褒贬，写得既客观又入木三分。在没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郝麦并不想加害于人，有时甚至可以热心助人；但他只是对可资利用的人或事分外热心，一旦有人妨碍其前程，他绝不手下留情。
福楼拜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不亚于巴尔扎克，所不同的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几乎个个充满激情，有着强烈的欲望和追求，因而个个色彩鲜明、有棱有角；福楼拜却重视中间色调，习惯于塑造中间人物或中间性格。他指出“中间色调的真实性不下于鲜明色调”。这与其说是他酷爱中间色调，不如说是他意识到这种色调更能表现资产阶级社会平庸琐碎、空虚无聊的生活现实。虽然和“平庸”相处太久会使他感到腻烦，那时他便迫不及待地逃进历史题材，从古代传奇人物那里寻求激越的感情和绚丽奇幻的色彩。
应当承认，福楼拜和他的两位前辈——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同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的本质”。但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当代生活，比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作品要狭窄得多。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生活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下的庄园里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更不会受出版商的辖制或催逼，所以他能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固然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却也大大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他不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没有司汤达那样的政治直觉，预测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到来。福楼拜意识不到一八四八年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始终理解不了当代历史的嬗变。他虽在《情感教育》中描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却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并未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核。他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他憎恨上层社会的虚伪，蔑视市民社会的平庸，嫌恶下层人民的粗暴；他不满现实，却又惧怕变革带来的动荡；于是他无所适从，只好躲进艺术的象牙塔，从艺术中寻求慰藉和满足。所以，和巴尔扎克、司汤达相比，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同步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虽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高度；但从微观的角度，其艺术自有其精妙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这六种译本各有长处，若论传神，仍首推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李译的弱点是由于翻译得较早，某些语言和当代语言习惯有一定距离，个别疏忽处亦未能及时订正。但若因这类小疵而废大瑜，实为翻译文学的一大损失。
李先生所译《包法利夫人》，尽传原著之精神、气势，若能适当修订，当能作为经典译本长期流传。
人们常说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意思是文学翻译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永远有改进和提高的余地。也许再好的译本也只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总有一天会被更好的译本所代替。但在一定的阶段，遴选出相对优秀乃至经典性的译本向读者推荐，相信仍是可行且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