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剧中的角色都已成为各种性格特征的代名词，现实中的人们可以对号入座，而且已经有上百句各类台词成为了格言成语。但其实它只不过是一部微不足道的闹剧，跟《德国小市民》大致一样，也许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德国小市民》。《钦差大臣》这部戏的水平和《屈身求爱》差不多。戏剧情节很普通，对剧中人物的刻画只是滑稽的模仿，而不是角色创作。不管你多发自肺腑地想相信他们的真实性，你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些角色的不以为然。不过果戈理倒是有自知之明，没在剧里设置什么聪明或是体面人，所以没有破坏画面。他的剧中聚齐了一帮恶棍和笨蛋，说起来也达到了某种艺术完整，若是在这帮人中间安插个老实人或是能干人则会打破这种完整。康格里夫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睿智，他十分注意不要在自己笔下那群浪荡子中插入一个贤人。果戈理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看重这一部闹哄哄的小滑稽戏，这倒不怎么奇怪，奇怪的是那些通晓西欧文学的评论家居然也看重它。通常，那些向世界介绍俄罗斯的人自己多半对其他国家不甚了解，就因为某些特征不是英国特色，他们便赞颂为俄国特色，而不知道这些特征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在别的与俄罗斯自然条件相似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特色。想要对哪个异邦有一点了解，你不能只在自己国家和这个国家生活过，起码你还得在别的哪个国家待过。
我没什么非凡的天才，但我有刚烈的性格，它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其他的不足。我有理智常识。大多数人什么都看不见，我却能把眼面前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最伟大的作家能看透砖墙，我的目光还没这么犀利。长期以来，人们都说我愤世嫉俗，我只是一直都说实话罢了。我就是我，我可不希望别人把我看成别的样子；而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虚饰伪装。
比起研究本国的人来，研究异邦的人没法指望认识太多的异邦人，而且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多少年也没法儿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虽没太多语言隔阂，也没法真正地互相了解。或许，只有当人们早年的生活以及教育背景相似时，才最能相交相知。塑造一个人的是他生命前二十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而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这道鸿沟不仅宽之又宽，还深不见底。单是语言差异就是不可逾越的困难，大大地拉开了两者的距离。就算你语言掌握得很好，也好不到足以让人忘掉你是外国人的地步，他们与你相处永远不可能像他们自己之间那样。外国人想要最大程度地深入了解一个异族，就得靠阅读，而在这方面，读二流作家要比一流作家更有用。伟大的作家会创造，而稍次一点的作家则是临摹。关于俄罗斯人，契诃夫能告诉你的远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多。然后，通过对比你认识的人和你读到的人，你的脑子中便能形成一个印象，就算这印象同事实仍有差距，不管怎么说，它也相对完整、合理，且贯通畅达。
【我的书评】
大多数人都不是外文系出身，对我们来说学习一门语言不是搞学问，只是为了能够在适当的时刻使用到它，所以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能够将其说出来和听进去，在阅读到这行文字的时候也能够理解，而不是深挖其语法结构，想象很多母语者都不一定明白那么深奥的结构特征。汉语是门神奇的语言，也许我们中国人自己去考汉语都不一定及格……
【原文】
关于学习一门语言，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学到我能流畅阅读、能应付日常对话的地步就足够了，再学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想要精通一门外语需付出巨大努力，得不偿失。
【我的书评】
我不信教，不追星，不崇拜别人。我对那些对偶像如痴如狂的人的想法感到困惑，究竟那些人身上有什么黑暗物质能吸引到这群人神魂颠倒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激动不已。
之前我追求的一个女孩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老是跟我谈论她的爱豆，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说他如何努力如何善良吧啦吧啦，但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歌手或者舞者在本职工作上付出汗水不是正常现象吗，在说他也跳得不怎么好唱得在我听来就是鬼哭狼嚎无病呻吟，就这玩意儿，想要我崇拜，他何德何能。
最重要的是，我在乎的是你，而不是你的爱豆，你才在我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我想了解的是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即使发生在你身上的芝麻琐事也比你爱豆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更能打动我的心。
【原文】
有一次在海上，认为自己身处危境、面临死亡，那时嘴边便不由自主地要冒出祈祷的话，这是儿时信仰的残存碎片，原本早已忘记。我凭着自己的意志，颇下了一番力气才抑制住了它们，得以冷静从容地面对下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点儿就要信仰上帝了，但幸好我还有敏锐的辨别力，认得出什么是无比荒唐的，这才摆脱了恐惧，没有投降。我试图在《人性的枷锁》里记下我为什么会舍弃了自己幼年时期的虔诚，但这种事难以精确描述，我也一直对最终的定稿不太满意。尽管我的思想方式很具象，不善于做抽象思考，但我挺热爱玄学，而看到哲学家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般面对难以理解的东西时，我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乐。我读过许多哲学著作，虽然有些赞成绝对事物存在论这种理论很理智，不知如何否定、驳斥它们，但对于“宗教”一词的通常所指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而我并没有从那些著作中读到任何能够诱使我放弃这种怀疑的东西。有些作家试图将玄学说的绝对事物与基督教的上帝整合在一个概念中，我对这种人没什么耐心。而且就算我曾怀疑过自己的见解，这场大战也早已打消了这点疑虑。
只要是观察俄罗斯人的生活，或是读俄罗斯小说，就一定会注意到强烈的罪恶感占了俄罗斯人生活的多大比重。俄罗斯人不仅会不停地告诉你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似乎是真心感觉自己有罪，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饱受痛苦煎熬。这一特点真实而奇怪，我试图找出个中缘由。在教堂里我们自然也会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但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罪，我们有头脑，知道自己绝不是什么罪人。我们都有缺点，都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但我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还没到要让自己捶胸顿足或是咬牙切齿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挺正派的，机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在其中尽力而为。就算我们相信有末日审判，我们也觉得上帝如此睿智，如此通情达理，我们这些凡人都能轻易宽恕邻居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对我们身上类似的毛病，他老人家也肯定犯不着追究。倒不是我们自满，总的说来，我们这些人够谦逊的了，只是我们专心做手边的事，而不怎么记挂自己的灵魂。俄罗斯人则好像不一样。他们比我们更喜欢自省，有强烈的罪恶感，对忏悔的渴望更迫切。他们被这一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一小点过失，他们就会悲切哀悔，抽泣恸哭，然而换了我们这些没这么敏感的人，根本不会为了些许小事而良心不安。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视自己为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透过他看到了一个暴躁、狂热的人，灵魂肯定在撒旦手里。然而冷静一点判断，德米特里不过是犯了些小错。他喜欢玩牌，酒总是喝得太多，喝醉了大吵大闹；他好色，还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躁脾气；他草率、冲动，但他的弱点也就这么多了。
实际上俄罗斯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大罪人：他们懒惰，意志不坚定；他们话太多；他们没什么自制力，所以虽然表达起自己的感情来总是无比热烈，实际上感情是否如此强烈可说不准；但总的说来他们心肠好，脾气也好；他们不怀恨不记仇，慷慨大方，对别人的缺点很宽容；比起西班牙人和法国佬，他们也没那么沉迷于性事；他们友好；他们虽是火爆脾气，但火发起来快，熄下去也容易。如果他被罪恶感压着，这明显不是因为他没做或是做了什么事（实际上，他们多半是因前者而自责不已），而是由于生理上的癖好。参加过俄国酒会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喝酒都喝得很凄惨。他们一喝醉了就会哭。他们常常喝醉。整个民族都受着宿醉头痛之苦。如果禁饮伏特加，抹去了俄罗斯人的这种怪癖，大概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俄罗斯人的这种特征让西欧的感伤主义者们认为很值得深思。
最近流行通过文学培养人们的吃苦精神，对此，我只觉得可怕。我一点都不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受苦受难的态度。我目睹过无数人受苦受难，自己也没少受苦难。当我还在学医的时候，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见过病痛对各类病人的影响。大战中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而且我还见过心灵上的折磨对人的影响。
我从没见到过痛苦能加强人的性格修养。“痛苦能使人完美、使人高尚”，这纯属杜撰。痛苦对人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他变得狭隘。他们变得以自己为中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周围环境，在他们眼中都变得无比重要，在外人眼里这不可理解。他们变得暴躁易怒、满腹牢骚，成天在鸡毛蒜皮的事上纠缠。我遭受过贫困的折磨，也曾情场失意、希望破灭、理想幻灭、怀才不遇、缺乏自由，这些折磨都让我痛苦不已，而我知道它们让我变得善妒、无情、暴躁、自私、不公，反之富足、成功，以及快乐则让我趋善向良、变得更好。健康的人发挥自己所有的机能，他自得其乐，也能为别人制造快乐；他精力充沛，能利用并完善自己的禀赋；他的智力不断成熟，让他产生复杂的思想，变得充实；他的想象力让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通过培养和教育，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他一天天成长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但苦难会压抑活力，它败坏道德而不是提高修养；它不能育人，而是毁人。苦难有时的确能教人学会忍耐，而忍耐的确陶冶情操。但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仅此而已。忍耐对那些想做大事的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在琐事中忍耐，也就同那琐事一样，不那么值得尊敬。如滑铁卢大桥，它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连通泰晤士河两岸的一条通道而已，是桥两端伸展开的伦敦城才让它变得重要。你不会钦佩一个有耐性慢慢收集邮票的人，这一品质的运用并不能改变集邮是一项不重要的消遣活动这一事实。
有人说受苦受难会让人顺从，而人们把顺从看做解决人生难题的方法。但顺从就是屈服于厄运的任性。顺从坦然地接受了残暴命运掷来的矢石，受尽折磨，还要说是些好东西。它亲吻惩戒自己的棍棒。顺从是被征服者的德性。勇士是绝不会顺从的，他会同生存环境做不懈地斗争，而且尽管明白自己与敌人并非势均力敌，他仍会义无反顾战斗下去。失败也许在所难免，但如果屈从了，就是双倍的失败。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却依然英勇，坚不可摧；而另一个人，吊在耻辱的十字架上，还恳请圣父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故意——对于有些人来说，普罗米修斯远比另一个家伙更鼓舞人心。对于英勇的人来说，顺从太接近于淡漠了。它有时会屈从于既不必也不该屈从的东西。它是奴隶们最后的尝试，好把自己的懦弱变成自我陶醉的理由。尽管人生的各种束缚牢不可破，一个人也照样应该斗志昂扬，充满反抗精神：尽管他饥饿寒冷，贫病交加，没有朋友；尽管他知道前面全是上坡路，艰难困苦，而且长夜漫漫没有黎明，也请允许他否认寒冷饥饿、疾病贫困是好事；尽管他已精疲力尽，没有力气再继续这场无望的战斗，也请允许他保守住心中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正是这点火花让他可以说痛苦坏透了。
俄罗斯人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易受传统的奴役。俄罗斯人绝不会仅仅因为别人觉得他应该做某件事就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平静地忍受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他们的确是平静地忍受，因为整个民族都长期容忍他们也认为无法容忍的暴政，这实在是不可理喻），是因为尽管政治上受着压迫，个人的生活仍是自由的。俄罗斯人比英国人有更大的人身自由，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