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隐士是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
史飞翔
一、隐士与中国历史政治的关系
由于各种原因，隐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司马迁写《史记》时，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基于对隐士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重要性的理解，司马迁写世家以《吴太伯世家》做点题，写列传以《伯夷列传》做点题。在《伯夷列传》中，他借题发挥，大发其对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及其崇高的价值。司马迁不愧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代史圣，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国历史的本质，看出了隐士在中国历史政治上重要地位。出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只是隐晦地点出了这一点，并没有说透。将隐士与中国政治历史之关系说透的人是南怀瑾。
南怀瑾先生被人称为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他熟读中国传统文化，深谙历史兴衰存亡之道，对于中国历史政治他有很多不同于人的独立见解。南怀瑾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隐士思想与道家》。在这篇文章中，他专门探讨了隐士与历史政治的关系。南怀瑾先生说：“中国历史政治上常有这样的情形：凡在拨乱反正的阶段，或建国创业的时期，身为中国文化幕后的‘隐士’们道家的人物，就见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们的精神，辅翼命世之主而创造新的时代和历史。到了治平的时期，便又默默无闻，把成果与责任，付之自命为儒生们的手里了。”南怀瑾先生以伊尹、傅说、姜尚牙、鬼谷子、黄石公、张良、司马德操、诸葛亮、王猛、陶弘景、魏征、徐茂公、陈抟、刘秉忠、刘基、周颠、范文程等人为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隐士实际上是操持中国历史政治的幕后主角。
南怀瑾先生指出，隐士与历史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整个历史系统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袭惯了，谈到历史，不是用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来读，便是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来研究；可是无论属于哪种方式，对于历史政治上幕后隐士们的价值，都被人们忽略过去了。但是，要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演变及其兴衰成败，隐士却是一个关键。隐士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具有的这种举足轻重之势，除了“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等少数人以外，一般人几乎不明实况，所以隐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蒙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隐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由于隐士大多是一些熟读经书、多才多艺的读书人，是文化精英，因而他们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有人做过统计，古诗中约有三成的诗歌出自隐士之手。中国传统的山水诗、隐逸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也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书法、绘画、美术、音乐等艺术创作更是与隐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哲学、医学、建筑、民俗等多个领域都与隐士有不解之缘。可以说，隐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将中国文化总结了十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文化有隐士文化。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的：“又有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出版，他指出‘隐士’这一名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类人物，是中国社会的特产；而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亦绝非欧美人所能了解，虽在人数上他们占极少数，然中国的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却有相当关系。这些话不无是处，惜原书皆未能认真地予以论证发挥。我们今取它的第十四特征而研究之。”
确如梁先生指出的那样，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克木先生曾将中国文化分为显文化和隐文化，这对我们解读隐士文化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化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便是这枚硬币的正面，而以老、庄做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则是这枚硬憋的反面。一正一反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构成中国文化的组成。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地位，是主导文化，是核心价值，是显文化；而隐士文化相对而言是非主流文化，是亚文化，是隐文化，居于从属和补充地位。但这两种文化就其最终的目的和动机而言，却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为了救世治平、维系人心。因此，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对于隐士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它不仅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更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