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总有些人，用“哪里出了问题”的审视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及身边的人和事。
DeWitt Jones 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顶级摄影师，他用摄影机在人和自然间寻找着灵感。一束光、一个视角的转变，都显现出了一个个物态存在的奇妙之处。
如果说任何人都有理由找出这个世界的错误的话，约伯这么做了。在他失去了所有能给他带来欢乐的东西后，他的朋友也成了他的控告者。他并不承认自己因掩盖罪恶而遭受的痛苦，嘲笑的声音如潮水般向他涌来。当他痛哭流涕地想从上帝那里寻求解脱和帮助时，上帝却默不作声。(The Old Testament: Job 旧约：约伯)
Finally, from within the chaos of a whirlwind and the darkness of a storm, God asked Job to consider wonders of nature that reflect a wisdom and power far beyond our own (Job 38:2-4）最后，在旋风和暴风雨的混沌与黑暗中，上帝建议约伯观察大自然的种种奇妙，这些奇妙所带来的作用力，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约伯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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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美妙，让人类的感官得以充盈和满足。同时，一种文化，一座城市，一个人，一条狗，一本书，一首曲子，一幅画……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人与其中，无法还原的记忆让我们成为“我们”
诗人尹丽川笔下的：“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北京和北平，一字之差，这里头的宁静与诗意，只有“我们”才了解。老外大山们就算把绕口令背得滚瓜烂熟，恐也难以真正体会。
同样是Fifth Avenue ,相信走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和中关村的五道口，你的心情一定会有很大不同。那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坑坑洼洼的行人道，还有各种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所有这一切，都让你倍感亲切和温暖。
当然也会抱怨北京，就像纽约人抱怨曼哈顿大街上满地的口香糖一样，随时都有沾满鞋底的’危险’。但是抱怨完之后，矫情的白领丽人照样还会站在第五大道上张开双臂大声喊：“我爱你，纽约！”还不允许别人说纽约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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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但把“我的”升级成“我自己”，而且可以在价值论上进一步把“我的”变异成“好的。”
社会心理学家的数据显示，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自我评价往往会高于他人评价，将自我想象成是好的心理动力不仅普遍而且强大。与之相对，那些无法成功启动这个动力的人往往容易沮丧且缺少自信。
“我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一般来说，人在年少时更容易成为一个“唯我论者”。其实不单是个体，民族同样也如此。
《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理论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他将自己划为“不平凡”的一类人。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任意违法，这是因为，他们不平凡。他崇拜拿破仑，拿破仑就曾逾越了某些障碍、消灭了妨碍者。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眼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踏过血泊是有必要的。归根结底，是家庭和社会的现实造就了他的悲哀。因为杀人，本性善良的他，人性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于“罪”与“罚”的拉锯战之中。对他而言，身体上的病痛不足挂齿，心灵的歉疚不安才是最沉重的惩罚。
希腊人崇拜美丽的权威，美恶的众神。希腊文化是世界文化可以夸耀的一切的起始。古希腊人将周围的民族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野蛮人，所谓Babarians，意思是说话时发出“巴拉巴拉”声音的人。可见唯我论者最大的姿态就是，自信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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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当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如果反过来认为“我的就是好的”无非是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未免稍显表浅。
说到东欧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立刻会联想到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
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馆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色情服务业和赌场。
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它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
用克里玛的话说，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就是：悖论，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等等。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样独特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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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尽，陈寅恪评论其为“文化殉节”，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好的东西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参照系，在人文世界里，这个特定的参照系常常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好的东西”就是“对我（们）而言是好的”。王国维这些处于历史转折处的文化人这里，显然要比敝帚自珍来的更加深沉和厚重。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伪性质的。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中，无论东方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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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许多张面具，个体的自我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最让人为难的也许是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它们介于先天规范与后天获得之间。
每当在国外遇到’不守规矩’的中国人，当事者一种隐隐的羞耻感恰恰反映出其对“中国人”难以摆脱的认同感——你永远不会为了一个阿富汗人在第五大道上吐痰而感到羞耻。
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如果一个人不幸成为“没有国家的人”，那他什么都不是——他没有权利，缺乏安全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民族（国家）认同包含着神话和建构的因素，一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现实，人们就很难脱离既定的轨道。
六日战争让犹太民族–这个千百年来不停流浪，被镇压，被唾弃，甚至被屠杀的民族重回了家园–耶路撒冷。它的意义不在于圣地，不在于领土，而在于阿以两个民族生存的权利都得到尊重。这样一个让犹太民族热血沸腾的一天，希律门的方石缝中，写满了“愿和平降临整个以色列”的字迹。
米兰·昆德拉的《无知》第九节：“二十年后尤利西斯唯一想的就是回归故乡。但一旦回来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也就是他生命的精华、重心、财富，其实不在故乡伊萨卡，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这笔财富，他已然失去，而且无法在讲述中再找回来了…”
马雅可夫斯基说：“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这话说的轻巧，但在充满负累的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够如此斜风细雨、诗情画意地脱离自己的故土和祖国？
胡适当年痛感“中国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再造一个真身，全盘西化；而中国本位论的支持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坏的全赖别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场，归根结底，仍旧是在拷问“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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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所谓“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争仍在持续。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
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彻底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
当一个负面事件发生，人们总要查找原因。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认为，当事人和行动者倾向于诉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战之过，总之和我没干系；观察者或者反对派则倾向于诉诸“气质原因”——都是你的错。行动者推诿责任，观察者强加责任，说来说去，还是在和自我认同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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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一语道破，人是一种“被抛”的存在者。生而为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利比亚人，只是一个纯粹的偶然。然后，你在如此这般的家庭氛围，如此这般的传统文化，如此这般的价值世界里逐步成长，有一天，你拥有了理性的反思能力，你意识到上帝虽然像投掷骰子一样随机给了你一个身份，被抛者仍然可以对于“我是谁”做一个理性的决断。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东西，在智识的逻辑上你也许认为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在行动和情感的逻辑上却永远无法割舍。
朋友去泰国旅游，抱怨说，曼谷的基础设施不及中国的很多二三线城市，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子还有呆板的面孔。同时又说，它同样有历史悠久的寺庙，以及令女子们都自叹不如的城市特殊形态和文化艺术现象–人妖文化。
一切赏心悦目的事物总有其存在的理由，宁勿论优与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