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由于昨天早上骑车摔伤了膝盖，跑步和爬山都只能暂停几天，又由于缺乏运动，虽然天气还没那么冷，白天阳光灿烂，腿脚始终有点冷冰冰的感觉。只是皮肉伤，不算严重，可左膝打弯时就牵扯到受伤的皮肤，所以走路时左腿一直处在僵直的状态，像打了空气石膏。从昨天到今天两个上午，我安安静静地坐在窗台上，看卡佛。
几年前也读过他的《请你安静些，好吗？》，那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写于他23岁至27岁之间。现在想来，那时候读卡佛，有种雾里看花之感。或许对于不了解的作家和初次接触的作品，都会有那么一点隔着一层的感觉，这一层有时是透明的轻纱，有时是一团浓雾。此次再读，大概因为昨天先读的《火》中有四篇随笔，这四篇我非常喜欢，所写内容又与卡佛本人的生活和写作联系紧密，于是，云开雾散，阳光照进来，后面读他的诗和短篇小说不再觉得隔着一层了。
此时拿书看，因为我想看，我对它有某种需要，就像我此时拿杯子去倒水，因为我口渴了想喝水。可是在看书和喝水之间，或者在一天所做的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我不知道这种差别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它确实无处不在。我们把一些事归类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而把另外一些事情归类为“琐碎的，无聊的，不得不做的”。假如心中有这样的类别划分，会不会在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时，人是在充分地活着并享受生活；而做“琐碎无聊不得不做的事”时，人可能游离于生活之外，像风穿过树叶间隙一样地穿过时间，却并没有真正生活过？这样想着，心中顿时一阵惊恐，过往那些我感到琐碎无聊的日子里，我或许错过了很多本可能在心中留下痕迹的人生，我错过了我自己的生活。
再次翻开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找到第二篇《秘密武器》的开头——“奇怪的是，人们居然觉得铺床仅仅是铺床而已，握手永远只是握手那么简单，打开沙丁鱼罐头就是打开沙丁鱼罐头本身。”上次看，只觉得这是个无比绝妙的开头，也被吸引，却并未领会其中的深意。这后面还跟着一句——“但如果所有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呢？”当然有可能所有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可能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看书并不比喝水更有意义，问题是，我们置自己生活中的事于何种地位。可以尊重所有的事，可以尊重一部分蔑视另一部分，也可以蔑视所有的事。那些随时都在吐槽，任何事都能引来抱怨的人，或许在他的意识中，做每一件事都是缺少意义和价值的。卡佛的小说有一个好处在于，他的小说中没有大事小事，没有有意义的事和琐碎无聊的事，只有生活中会发生的事。
读卡佛的短篇小说，忍不住会想:他为什么写这个？虽然已经了解他的生平，还是会有这种疑问，他是如何选择把这件事或是那件事写进小说中的，就算全是他编的吧，他为什么会编这个——因为这些事整体看起来都好——琐碎。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不值得一写。如果生活的现场不值得写，那我们写什么呢？幻想小说，外太空，穿越玄幻？如今这些倒都是潮流，像卡佛这样踏踏实实写生活的作者太少了，仿佛只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值得表达，现实生活不过是一堆不值一提的垃圾。假如我们如此看待自己的生活，那真是件可悲的事。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译者为“小二”，这名字太让人出戏，我一秒钟幻想出武松在景阳岗酒店里的一声吆喝:“小二，切五斤牛肉，上坛好酒！”这名字太像古代饭店里的跑堂。然后在苗炜写的前言中交待了小二翻译本书的经过，来自网络，他自发翻译卡佛小说，然后被官方看中，高手在民间的典范。
然后苗炜还摘录了豆瓣“卡佛小组”中一位读者对卡佛的评价——“卡佛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么他必定也同样有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气质，这和他是不是一个LOSER，是不是一生穷困，是不是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没关系……”苗炜说这位老兄是卡佛的“优秀读者”，好吧，我忍不住笑了。“LOSER”这个词用到卡佛身上让我感觉别扭，就像看到学生在作文中写上一个“666” 。虽然这些语言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可卡佛怎么是LOSER呢？从生活上讲，他出身贫寒，父亲是锯木厂工人兼酒鬼，母亲是饭馆招待兼推销员，父母一辈子从事蓝领工作，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家族里没有一个人读书超过高中毕业。卡佛本人虽也做过二十多年蓝领工作，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上学和写作，他在45岁成为职业作家，小说多次获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从名声和利益上，他奋斗半生，超越了自己的出身，最终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作家中算得上成功人士。写作这件事，是可以把人写破产，写得穷困潦倒的。如果说卡佛是LOSER，曹雪芹岂不是更大的LOSER？他可是出身贵族，后半生际遇“飞流直下三千尺”，从富贵少爷变成了落魄书生，一部《红楼梦》把自己写得穷困潦倒，而且至死还没写完。对于一个敏感多思的创作者，生活的现场多么重要啊！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他的作品无不来自于生活第一现场的再创造。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每一个都活生生的，甚至可以从中看到他父母的影子。
以前在介绍某位作家时，总是会想一想，这位作家生活过的地方，那个国家。渐渐发现，有些作家是超越国家界限而存在的。他的作品，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读者都可以读，并且也能产生共鸣。
卡佛1938年生于美国，1958年左右开始写作，1988年离世。在他写作的三十年中，那个年代美国乡村、小镇、城市的生活场景在他笔下复活。比如那时流行早婚早育，卡佛20岁时已经结婚并且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这本书中的短篇《所有东西都粘在了他身上》，写一对年轻夫妻，男孩十八岁，女孩十七岁就已结婚，没多久他们有了女儿。后面同样以“男孩”、“女孩”称呼这对夫妻，但是做了父母的人，这样叫总显得有点怪异，可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心智上，他们确实稚气未脱，尚有孩子气的一面。过早结婚生子让年轻人过早地背上了家庭责任，在家境本就困难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小家庭的生存状况难免风雨飘摇且伴随着动荡和艰难。
这种事今天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今时今日，就算是没受过高等教育，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也不想那么早结婚。大多会选择在自己心智更成熟，有一定经济基础时再走入婚姻。这样的选择，于自己的生活和下一代的养育教育都更有利。这些是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我们这一代人从生活中得来的经验和理智思考的结果，也是这几十年来经济、文化和科技高速发展的结果。
如今，人们成年之后，结婚生子不再是摆在第一位的人生大事。在1960年代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卡佛笔下同时代的美国人并无太大不同，也是早早结婚生子，早早背负起家庭重担，艰难求生。他们二十五岁时，因生活的操劳比实际年龄可能要老得多。而且，中国1960年代的女性还没有同时代美国女性那么多自由灵活的就业机会，生活状态更加艰难。这是我们已然陌生却并没有过去太久的生活状态。按照如今世界的变化速度，再过五十年，年轻读者们读到卡佛的书或许就把这些看作是“古代社会”了。
小草在长呢
小草在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