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而且当时糖厂正在筹建一条白糖生产线，眼看着又要再上一个新台阶。50岁的褚时健觉得，眼下的生活才是他想要的：工作是他顺手的，职工很爱戴他，有山有水，还能下河捉鱼。他喜欢这里。他没有立即答复玉溪地委，推说要和家属商量。这也是真心话，这么多年来，马静芬跟着褚时健四处辗转。马静芬曾经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褚时健心目中，马静芬虽然偶有抱怨，但实际的景象是，妻子站在自己身边，从未改变。无论自己是地区干部还是落魄“右派”，无论是农场副场长还是工厂副厂长，马静芬笃守了“褚时健妻子”这一岗位。这次既然有了选择的机会，他当然首先就要问问马静芬。于是，他回家征求妻子的意见。马静芬不假思索：“还考虑什么？当然是玉溪！”马静芬是个城市女子，对于她来说，去玉溪是一种“回城”。
第四篇 华彩人生篇章（1979——1996；玉溪卷烟厂·上）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第四章 出手改革
1982年，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包产到户”，也即分田到户。
事实证明，没有所谓自动自觉、牺牲个人的觉悟，人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和自身利益挂钩，才有长期持久性。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里，毕竟是生存、安全需求为先，自我实现是最后一个层次。所以必然是个人满足在先，然后才是集体获益。
第五章 设备之战
经过外引设备、内改分配制度，烟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稳步发展期。
第六章 烟叶的故事
烟草本来在中国没有，直到1575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才进入中国，福建的漳州、莆田成为最早种植烟草的地方。
传统国企的领导人，大都不是经营高手，而是协调平衡高手，以平衡各方利益为上，无过即为功。
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的利税为7.63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9.7%；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到1989年，这个数字成了20.3亿元。褚时健的“第一车间”到这时几乎已经可以打满分了。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86
农作物这个东西，最能反映人的做事风格，你尊重它的生长规律，按规律办事，认真对待，一定会有好回报。
第七章 内部管理大小事
他似乎忙得没有总结过自己这10年来的急行军，只说：“一直闷头在干工作，没想过那么多。”1990年媒体又问退休的事情，褚时健说：“人生六十才开始。”
邱建康有一个观点，一个企业家起码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引导自己的能力，二是帮助他人的能力。
第一章 名烟翻番
如果说在1988年之前，褚时健成就了一个企业，而1988年之后，他开始成就一个品牌：红塔山。
人家说我治厂有方，其实，我亦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我的最大兴奋点是干事，表扬并不重要，荣誉也不重要，无论是连阴雨还是艳阳天，只要能干事，生命就有意义。”
第二章 关索坝工程
褚时健早已对各种政策壁垒习以为常。作为一名特殊行业的国企领导，需要具备的最大能力也许不是搞生产提高利润，而是协调、申请、周旋、权衡……
20天，欧洲四国，褚时健共购买了近20亿元的设备，确实是国际大豪买。
第三章 快马加鞭
正是关索坝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褚时健突然接到国家计委通知，工程停止，接受调查。
褚时健自述 我的1994
我以前顾着工作太多，对家庭比较忽略。到现在我是明白了，实际上一个人的人生乐趣最终都是从家庭里找。
第四章 谢幕
“闷头在做。”十几年过去，猛然回头看一看，他才醒觉自己一直行走在悬崖边，看尽人间百态。烟草，的确就是高危的行业。
第五章 人生间隙
马军的辩护词即便十多年后看来也非常精彩。他从三个方面与法庭讨论了有关国企企业家的生存状态。第一，企业家的法律地位。“为什么企业的领导可以被行政机关随意调换，使其权利被侵害？第二，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马军的疑问是：“在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部门存在依附关系的前提下，政府部门真的把他们当主人了吗？你们实实在在、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做了什么？”第三，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这是马军着重谈到的一点。他在辩护词里说：“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是一个50年来没有认真彻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及企业家的劳动力价值怎么体现？在我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像褚时健这样一个企业家，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为800亿元，17年全体干部职工的分配为5亿元，比例为0.625%，褚时健个人17年全部收入为80万元，个人收入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褚时健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赶不上一个歌星的两次出场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分配方面怎样做到实实在在的按劳分配，实现劳动力价值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分配体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及企业家的合理分配问题？……”
第一章 是结束，也是开始
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探望，走时还悄悄留点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就把钱放在了图书室的书架上。后来他离开监狱时，把书架上的那些钱拢过来数了数，竟然将近100万。联想到他的罪名，此情状颇有些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