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这些橙子，正是褚时佐从华宁引进的一种原产湖南的冰糖橙。褚时健切开尝了尝，很是清甜，有一种别样的果香。他问褚时佐：“这个品种很特别，和别的橙子不一样。是华宁的果苗？”褚时佐告诉他，是原产湖南的一种冰糖橙。褚时健来了兴趣，他建议弟弟大量种植这种橙子。“资金不够我可以托朋友帮忙凑点。”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做，我能出去更好，不能出去，就算是支持你了。”再之后的几次探监，褚时健和褚时佐聊天的内容就全是有关冰糖橙的了。褚时健心里又记挂上了一件事，再出门到山上或操场上散步，他便开始用步伐计算果树之间的株距和行距，心里再算算一亩地的投入与收成。
“文革”结束，任新民做了大队支书，带着村民们出外打工，情况好了好多。特别是帮玉溪卷烟厂做了几年基建后，大营街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大营街真正富起来是在1986年后。在此之前一直用串换的方式得到优质制烟辅料的褚时健想在玉溪本地扶持一些厂家生产辅料，一来烟厂可以更便利地得到辅料，近距离控制质量，二来也能扶持一些本地企业。玉溪卷烟厂需要的辅料量很大，对于任何辅料生产厂家来说，它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米饭班主。因为对任新民的信任，褚时健当时在大营街的三个村扶持了滤嘴棒厂、水松纸厂和铝箔纸厂。玉溪卷烟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固定业务也提携着大营街大踏步向前。在90年代初期，大营街又发展起了家具厂、铜材厂等大型乡镇企业。
于是任新民和妻子带着简单行李在新房子里住了一星期，打扫了几遍，开了几天窗，炉子上的火点了几天，感觉房子已经有点人气了，才安排褚时健住进来。褚时健就此在大营街安下家来。任新民显然是一心要报答当年褚时健治下的玉溪卷烟厂对大营街的一力扶持，他不仅把褚时健邀请到了大营街，后来还把与褚时健同案的罗以军和乔发科也安排到了大营街居住。尽管烟厂许多老职工在电视上的审判现场看到总会计师罗以军指证褚时健而对他愤愤不平，但几年后，他们在大营街又看到了褚时健和罗以军在街边偶遇时停下来聊天的场景，大家也都释然了。
褚时健出狱后和儿子的每一次电话里，褚一斌都感觉父母的状态不佳。这时，他的第一个儿子在新加坡出生，他觉得找到了安慰父亲的最好方式，赶紧一个电话打到玉溪，告诉褚时健：“您有孙子了！”褚时健果然非常激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有多重啊？”褚一斌迅速安排了一次褚时健、马静芬和孙子的见面。在深圳，褚时健抱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他向来以宠爱第三代被亲友共知，在孙女褚楚和外孙女圆圆都不在身边多年后，褚时健又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血缘传承的幸福感。褚一斌后来每逢假期就把孩子带到褚时健身边，他说，只要孙子孙女们在身边，感觉老父亲的精神要爽利得多。
总要做点什么从走出监狱那天，褚时健就打定主意要做点事情，尽管他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他的病情是：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Ⅱ级、陈旧性心肌梗死。他已经离不开胰岛素，药片也一天不落地必须吃。但他还是坚持要做点事情，一方面是他天性中的闲不住，每天无事可干让他浑身更不自在。马静芬说，如果没事可忙，褚时健能在家里楼上楼下来回十几趟。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在玉溪卷烟厂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他被拽下领军人的位置，心里还有许多宏图没有完成。这些宏图最核心的内涵当然就是人生的“成就感”。褚时健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这三个字，这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亦是他的精神支柱。他需要通过做事，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马静芬的回答要实际得多：“我们要吃饭，要养外孙女。我还有烟厂发的退休工资，他什么都没有，坐吃山空怎么行？”周围的亲友大都反对他们再出来做点事，统一的理由都是：“年龄”。而且在他们看来，钱不是问题，有太多人伸着手愿意帮助当年威名赫赫的褚老板。褚时健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年龄，但所谓的寿命、晚年，都是一些未知数，他已知的是自己迫切要找到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忙碌的生活状态，如果闲下来，“我会病得更严重”，他说。做什么呢？有烟厂邀请他做顾问，一年给出的顾问费就不低，他没有一丝考虑就拒绝了，既已离开，就彻底告别。“何苦回头呢？”他说。在他的案子之后，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年薪制的申请报告被递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桌上，朱镕基大笔一挥，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
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变革多少和褚时健有着关系，但他本人却做了牺牲。21世纪最初的几年，矿山的开发也是一门生财之道。褚时健也被建议不如去搞搞矿山开发。可是，这是一项高投入的生意，“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或者可以做做小的生意？马静芬回到玉溪后，在任新民帮助下，曾经承包了大营街的20亩地种植百合花。这是她擅长的事情，而且云南气候适合种花，百合花长得很是不错。到花开的时候，她就请人拉上成捆的鲜花到昆明附近著名的斗南花卉市场去卖。种花赚不到什么大钱，只有小小的利润，但马静芬倒也很知足，因为总有点事情忙，不至于每天想东想西。
就这么做了一两年，褚时健回到玉溪后，觉得种花不痛不痒地做着意思也不大，就把地退了。褚时健又想着是不是可以去卖卖米线，但很快也打消了念头。玉溪街上一个卖米线的摊档，一碗1元钱的利润，一天大概能卖上千碗，天天出工的情况下一个月平均能挣3万元。但卖米线耗费的精力太多，褚时健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而且米线摊搞连锁不容易，很难标准化。这显然不是褚时健要做的事。把眼前这些似乎能涉足的行当都排除后，褚时健还是把心思落到了在监狱时和弟弟褚时佐谈过的冰糖橙种植上。从新平糖厂期间对甘蔗的种植，到玉溪卷烟厂期间对第一车间烟叶的种植，褚时健天然对土地有着亲切感，也有足够的自信。“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没有把握，就不要去做。”
他说。尽管几乎没有种植橙子的具体经验，但对于土地、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他心里是有数的。“是不是随便搞个三五十亩种种算了？不要搞那么大。”无论是身边的任新民还是远在新加坡的儿子褚一斌，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希望褚时健有点事情做，但也只是希望这点事情打发打发时间，如果要来真的，他们就觉得实在没必要。“何必累着？”褚一斌说。但褚时健当然要来真的。
第二章 土地、水和树
云南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特别是新平境内的哀牢山山区，还有很丰富且干净的山泉水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冬天里没有什么时令水果，只有柑橘类算得上新鲜，橙子又算柑橘类价格较高的水果，储存时间也比较长”。
、“此处为泥石流路段”等字样的土路上颠簸40多分钟才能真正来到橙林边。对于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异常消耗体力和精力的辛苦事情。褚时佐在新平水塘镇的硬梁寨子种植柑橘已经将近20年，因为囿于资金问题，一直维持在30亩左右、1000多棵果树的规模，没能扩大。褚时健在狱中就向弟弟建议过扩大种植，多承包一些地，多种一些果树，成片成规模地经营。褚时佐的30多亩果园是一个几乎要破产的国营农场的一部分，农场还有大量地可以出租，主要是种植甘蔗。因为管理不善，甘蔗的生长情况很不理想。按水塘镇当地人的说法，这块地就是一块“雷响地”。所谓雷响地，就是完全靠天吃饭的土地，没有人工的灌溉设备，天旱则地干；又因为是镇办农场用来种甘蔗，对土地长期缺乏轮作和深翻，所以土层结构板结、缺乏养分，以致甘蔗产量很低。
他和大多数20多岁、30多岁的创业者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条起跑线，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来说，是人生的全新开始，充满希望。而对褚时健，这条起跑线则是人生至低谷，唯有绝地反弹他才能后生。开始“老头子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去做农业，做其他的都太高调了。搞农业，埋头搞土地，谁也不会有意见了。”马静芬说。种果树，对马静芬来说也是个巨大挑战。工农兵学商，她在农和商方面最缺乏经验。以往褚时健的工作她不能也没想过要参与，但这一次不仅是褚时健的最后一搏，也是整个家庭重拾欢乐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