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杜甫被称作“诗圣”，源于诗中品性，他的作品被誉为“诗史”，则与其诗歌与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对于杜诗的注解以及评析，许多研究者皆默契地按照杜甫生平经历来排序，如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叶嘉莹的这本《说杜甫诗》。
杜甫的生平自“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至“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为第一阶段，此时正是意气风发时，家中尚未没落。青年时期四处游历，道逢知己，诗酒颇轻狂，快意人生时。然而随着屡试不第，家势衰微，四十几岁的杜甫在“居大不易”的长安，只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依附于权贵，在长安城郁郁奔走。及至长安沦陷，杜甫被俘回长安，后来冒死投奔凤翔，被任命为左拾遗，是第三阶段。由于直谏被肃宗冷落，给假归家，乃至漂泊流离四川、湖南湖北一带，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无论是任肃宗的左拾遗，抑或是任好友严武的幕僚，杜甫都与他们相处不甚愉快，以致被排挤，被迫离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典型的儒家士人形象，想要实现自己为国与民的政治理想。为此，杜甫总是直言相谏，也颇为勤恳。但统治者是否以此为理想？是否有宽宏的雅量？或者反过来想想，杜甫的方式是否合乎解决问题的要求呢？翻看杜甫的诗歌和生平时，发现一个有趣之处，除了一个管理军库钥匙的小官，杜甫当过谏官和工部员外郎。这些官职都比较低微，没有实在的权力，且任职时间较短。杜甫长期沦落下尘，对于平民百姓的生活困苦了解甚多，在诗歌写作上境界超脱，但是对于官场的一切却不甚熟稔，更也可能是不屑于。由于杜甫品性中的直率、朴实、耿忠，就决定了他既时刻不能忘怀于国事民生，隐居避世，也决定了他在官场上走不遥远。身处卑下，而不忘家国，谓之“圣”。
叶嘉莹评诗常以“感发”为宗，作品是否有感动的力量？是否能够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至于感发的力量、境界有大小高低，那就另当别论。从十七首左右诗歌的评赏中，叶嘉莹对于杜诗的赞赏是不吝笔墨的。在叶嘉莹看来，杜诗的好处在于形象的运用之中，有特别的口吻，即表示动态和感受的字。诗歌中的诸多形象，在诗人频频使用后，往往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意象与意味。而杜诗在惯用的形象中，妙用了不少能够传情达意的字与词，辅以结构的安排，自然就形成了诗人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也就有了杜诗的于婉转委曲之中，表达深沉丰富的情绪。
“你要知道的不光是科学的分类，而是它在诗里边的作用是什么，使各种形象在诗歌整体中所形成的感发作用是什么，是这个形象与前后左右其它的形象的关系以及它的声音、表现的口吻、诗歌的结构等等一切结合起来的效果才是重要的。”
叶嘉莹曾经历过北平的沦陷，中学时期处于沦陷的阴影之中。她在书中评析杜甫沦陷长安的《哀江头》时，提到自己曾经的经历也与之相似。叶嘉莹的经历正是老舍《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中人们所经历的，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他国的顺民。在读书的过程中渐渐将不同书通过一个微小的点串在一起，是不辍阅读的一项乐趣。
在这个普通人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呢？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除了将人们从沉重的现实暂时抽离开来，诗歌还能“让心灵不死”。诗歌，尤其是古典诗词，意蕴百转千回，自有美在其中。读诗，沉浸于灵动柔软的内心生活之中。
最后，能够有点交流是一件有幸的事。以前不喜读杜诗，嫌它一股穷酸气，一肚子忠君爱国味儿。现在耐下性子读一读，却发现杜甫的语言是一绝，真挚与灵动都被那股子“沉郁顿挫”吓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