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屋

这名囚犯被叫到名字时脸都白了。他通常是默默地毅然躺下，默默地忍受树条的抽打，受刑后利索地站起来，对遭受的挫折抱着冷静和超然的态度。不过，人们对他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无辜受罚。他脸色发白，瞒着押送队在袖筒里藏起了一把鞋匠用的锋利的英国刀。牢房里严禁使用刀子和任何尖利的器具。时常突然地严加搜查，惩罚是残酷的。不过，假如小偷决心隐藏什么东西，那是很难搜查到的，而刀和器具又是牢房里的日用必需品，所以屡禁不绝。即使被没收了，立刻又有新的出现。犯人们都扑到围墙边，提心吊胆地从立柱的缝隙窥视。

几年来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

这种制度吸干了人的生命汁液、使他的心灵枯竭、软弱、惊恐不安，然后却把精神枯萎的木乃伊、一个半疯子奉为改造和悔罪的典型。

我只有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人们带着最放肆、最孩子气的快乐的笑声，讲述关于最可怕、最乖谬的行为的故事，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囚犯们蔑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连提也没有提起过，而是因为他喜怒无常，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在夜里说胡话、说梦话。谩骂、黑话、刀子、斧头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梦呓之中。“我们都是一些垮掉的人了，”他们说，“心灵受到了摧残，所以我们才会在夜里大喊大叫。”

苦役犯在城堡里为公家干活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劳动：完成工作量或混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就回牢房。他们是带着仇恨的情绪看待劳动的。一个人不能献身于自己特有的工作，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全部心机，在监狱里是没法活的。何况所有这些见多识广、有过快乐的生活也眷恋生活的人，被强制在这里挤成一堆，被强制地脱离社会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又怎么可能自愿地和睦而正常地在这里生活呢？在这里仅仅由于无所事事就会使人滋生他过去所无法理解的犯罪的特性。没有劳动，没有合法的正当收入，人是无法生活的，他会腐化堕落，变成野兽。

他不惜牺牲一切，冒着极大的风险，耍花招、使诡计、谋求摆脱险境；有时甚至是靠着某种灵感行动。其激情之强烈堪比赌博。我在监狱里认识一个犯人，他身材魁梧，却那么谦和、沉静、温顺，令人难以想象，他怎么竟会蹲监狱。他十分善良而随和，在入狱期间从未跟谁红过脸。而他却是因为走私活动而从西部边境来到这里的，他当然耐不住寂寞，开始夹带私酒。他多少次受到惩罚，又多么害怕树条的抽打啊！而且贩卖私酒给他带来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真正的生意人才能靠卖酒发财。而这个怪人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爱哭鼻子，多少次在受刑后发誓，决心不再干走私的勾当了。有时他能整整一个月顽强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是最后还是熬不住了……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监狱里是不缺酒的。

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入狱后的第一个月，总之是入狱初期，至今还会生动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后的狱中岁月在我的回忆中便只是隐约地闪现。有些往事仿佛模糊了，混淆在一起，只留下了一个总的印象：沉重、单调、窒息。

那时我在走向西伯利亚的途中竭力预测我未来的遭遇。可是不久，无数稀奇古怪的意外情况、骇人听闻的现象几乎使我每走一步都会愕然驻足。只是后来，我在狱中生活了好久，充分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全部特殊性、难以逆料的意外性之后，我才对它越来越感到讶异。我承认，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这种惊讶始终伴随着我；我始终无法习惯于这种生活。

我觉得，监狱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尽管戴着镣铐，却可以在整个监狱自由地走动、吵架、唱歌、干私活、抽烟斗甚至喝酒（尽管喝酒的人很少），每到晚上还有些人开始赌博。

就说劳动吧，我觉得并不十分繁重，算不上什么苦役，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说这种劳动是繁重的苦役，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艰苦而持续不断，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驱使之下非干不可。自由自在的庄稼汉的劳动也许多得不可比拟，有时还要夜以继日地干，夏季尤其如此；然而他是在为自己劳动，怀有一个合理的目的，因而比起被强制地从事于己无益的劳动的苦役犯来，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最可怕的刑罚，以致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

举例来说，把一只桶里的水倒进另一只桶，再倒回原来的桶里，或捣沙土，或把一个地方的土堆拉到另一个地方，再拉回来，那么我想，犯人过不了几天就会上吊自杀，或者犯下千百种罪行，但求一死，以便摆脱这种屈辱、羞惭和痛苦。不言而喻，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一种酷刑，一种复仇，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而由于任何强制性劳动都必然会具有这种酷刑、徒劳无益、屈辱和羞惭的成分，因而苦役犯的劳动比任何自由的劳动都痛苦得无可比拟，其原因恰恰在于它的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