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国家不幸诗家幸
作者：张龙才
记得有两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写到沧桑句更工。”这两句诗虽不成为一条规律，但在一定条件下却也有一定道理。
假如屈原不是置身于腐朽黑暗的政治环境里，碰上了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他绝对写不出《离骚》《哀郢》《涉江》《怀沙》《抽想》等等使人荡气回肠的佳作。
假如杜甫不是面对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生活，经历了干戈离乱、民不聊生的“安史之乱”，他绝对写不出《咏怀《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等沉郁顿挫，传诵千古的诗篇。
这两句诗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十年浩劫中，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将不国！有多少人死在武斗的疆场上，死在“自己人”的枪弹下，又有多少人含冤受屈、饮恨吞声而死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了二十多年，竟然出现如此悲惨的局面，党、国家和人民都在阵痛中颤抖。要说不幸，这该是史无前例的最大不幸了。但其结果，却产生了大量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诗歌。首先是天安门诗歌，创造了中国自有诗歌以来到历史奇迹。我相信，即使再过千百年，它们还会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碑上，这才真正是不朽之作，接着，中国诗坛上又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例如艾青的《在浪尘上《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致窦守芳同志》，张志民的《按照人民的命令》，韩瀚的《为真理而斗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等，还有上百篇类似的诗篇。这些诗歌激荡了广大读者群众的心。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重演一遍。我们爱诗歌，但是我们更爱国家，爱人民。
义愤出诗人
“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是感情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感情的结晶。
当然，各种感情都可以产生诗歌，无论是欢欣鼓舞也好，凄凉悲怆也好，悱恻缠绵也好，都可以成为诗歌的酵母。但，人类最强烈的感情，恐怕还是爱和恨吧。对于我们父辈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假如，爱，是不能忘记的，那么，恨，是更不能忘记的！特别是在十年浩劫当中，恨可能比爱还要强烈得多。
司马迁说得好：“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义愤出诗人，这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激于义愤，用血和泪写成的诗篇，总是一些最动人的诗篇，哪怕它们在艺术上比较粗糙。天安门诗歌的作者，并没有几个是专业诗人。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诗人，难道能够忍心在人民的困难和痛苦面前闭上眼睛，对震动自己良心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事件保持缄默？对于和社会正义相对立的“丑”和“非”无动于衷、不感到义愤填膺的人，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直正的诗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才华和智慧！
无爱无憎，就没有诗，“温柔敦厚”，决不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诗风！
要铸屠鲸剚虎辞
柳亚子先生写过一首题为《为人题词集》的七绝：慷慨悲歌又此时，词场青兕是吾师。裁红量碧都无取，要铸屠鲸剚虎辞！
我认为，这是一首好诗。我们今天最需要的，还是“屠鲸剚虎”的诗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批判揭发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余毒的诗歌，或者是，其他有战斗性的诗歌。当然，裁红量碧的诗歌，也就是趣味性、娱乐性的诗歌，例如风景诗、田园诗之类，只要它们给予人们一种健康的美的享受，我们也不应当排斥，在百花园中，它们是一种花。但比之前者，它们只能居于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