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不知大家感觉怎么样，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觉得心里堵得慌。我想鲁迅自己写到这里，他的内心也是不平静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鲁迅的信念，鲁迅是相信复仇、主张复仇的。他曾经说过：“当人受到压迫，为什么不反抗？”鲁迅的可贵，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复仇”主张也产生了怀疑。虽然他主张复仇，但同时又很清楚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复仇是无效的、无用的，甚至是可悲的。鲁迅从来不自欺欺人，他在情感上倾心于复仇，但同时他又很清醒地看到，在中国这样的复仇是必然失败的。这就表现了鲁迅的一种怀疑精神。而且这种怀疑精神是彻底的，因为它不仅怀疑外部世界，更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一些信念，这样他就把怀疑精神贯彻到底了。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在《故事新编》里，鲁迅所要注入的是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的现代精神，把他自己非常丰富的痛苦而悲凉的生命体验融化其中。这样一种怀疑精神表现在他的艺术上又是如此的复杂：悲壮的、崇高的和嘲讽的、荒诞的、悲凉的两种调子交织在一起，互相质疑、互相补充，又互相撕裂。很多作家的写作是追求和谐的，而鲁迅的作品里找不到和谐，那是撕裂的文本，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就写作结构而言，小说各部分之间，尤其是结尾与前面的描写，常常形成一个颠覆，一个整体的消解。这些都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深刻，艺术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这样的小说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是全新的创造。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同样以严峻的、批判的态度，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圣人、贤人——孔子、墨子、老子和庄子。他让这些圣人、贤人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之间发生奇怪的相遇，使他们处在一种荒诞的情景之中。
《采薇》这一篇写的是伯夷、叔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儒家里的道德典范，两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当皇帝，然后一起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他们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开口闭口都是要遵循“先王之道”。鲁迅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是真心真意相信，并且实实在在愿意实践儒家先王之道的。在鲁迅看来，其他更多的表面上宣布自己奉行先王之道的那些所谓儒家信徒都是假的。一个真信徒和一个假信徒相遇，这个真信徒就显得非常可笑。于是，鲁迅就凭空设置了一个伯夷、叔齐去首阳山的路上碰到强盗的场景。这个强盗叫小穷奇，是鲁迅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他处处宣布“我是信奉先王之道的，我是儒家最忠实的信徒”，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可笑的场面。强盗提着刀说：“小的带了兄弟们在这里，要请您老赏一点买路钱。”很客气，可以说是彬彬有礼。“我们哪有钱呢，大王。我们是从养老堂里出来的。”“啊呀！”强盗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伯夷、叔齐不知说什么。强盗将大刀一挥，提高了声音说道：“如果您老还要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了！”你看，他明明是个强盗，却口口声声“遵先王遗教”，在“敬老”的大义之下，行拦路抢劫之实。还要宣称这是“恭行天搜”。“恭行天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搜身也是根据天的旨意。小穷奇打着“天”的旗号来抢劫，其实与皇帝自称“天子”，以“天”的名义统治天下，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个情景看起来非常荒诞，实际上有很大的概括性，是一个隐喻。所有“主义”的信徒都有真有假，假信徒们常常打着“主义”的旗号，窃取美名，干抢劫的勾当，而这样的人却最吃香，最能风行于天下。伯夷、叔齐这样的真信徒在他们面前，确如鲁迅所说，就像一头“笨牛”，反而显得滑稽可笑。鲁迅对这种真信徒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称之为“笨牛”，就既有嘲讽、否定，又多少觉得他们也还有可爱之处，他最痛恨的就是“小穷奇”这样的假信徒。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假信徒比比皆是，而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的老实人反而是行不通的。这里面包含着鲁迅对儒家学说及其命运非常深刻的理解及感悟。
《出关》讲的是老子，而老子主张无为而治。鲁迅在30年代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当然要反对这种无为而治。所以他要对老子开一个玩笑，用游戏笔墨跟他开个玩笑。老子要出函谷关，关长说：“老先生既要出关，我有个条件，请你来讲学。”就出现了老子被迫讲学的场面。听他讲学的是些什么人呢？“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于是，老子这样一个大哲学家、大学者，就与这些巡警、侦探、账房、厨房有了一个奇怪的相遇。“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中央，沉默了一会，这才咳嗽几声，白胡子里面的嘴唇才动起来。大家即刻屏住呼吸，侧着耳朵听。只听他慢慢的说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越说越玄，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无措。请注意，这“手足无措”四个字写得非常传神。巡警、账房们开始打哈欠，连笔记本都掉下来了，哗啷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
这是典型的“对牛弹琴”的场景，“牛”固然可笑，可这个“弹琴”者也许更为可笑，而且他还被这些人议论——轻薄地议论。等他走了，那个巡警说：“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最后关长把老子留下的《道德经》扔在架子上，在堆满灰尘的架子上，有没收来的盐和土豆——跟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实在是不伦不类。这是鲁迅跟老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再看庄子，就更可笑了。我们一起来读《起死》。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所谓“起死”就是让彼时彼地的古人复活，与此时此地的现代人对话，这其实就是鲁迅写《故事新编》的本意，整本《故事新编》就是一篇“起死”。具体到这篇文本，是从《庄子·至乐》篇的寓言故事里演义出来的。故事中的那个骷髅，是五百年前的一个乡下人。当年是条汉子，夹着一个包裹，拿了雨伞去看亲戚，走在半路，被一棍子打死了，而且被剥光了衣服。现在，这个骷髅被庄子施法术，复了生，不过却是赤条条的，没衣服穿。他只看到旁边有一个老头，当然这老头就是庄子。于是他一把抓住庄子说：“你把我弄得精赤条条的，活转来又有什么用？叫我怎么去探亲？”庄子说，这跟我没关系呀！不是我弄你的。“我不信你的胡说。这里只有你，我当然问你要！我扭你见保甲去！”这时，庄子就开始和他讲起自己的哲学来：“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这是鲁迅的神来之笔。庄子大谈他的哲学，汉子大怒：“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哲学家的相对主义，遇到了乡下人的现实主义，就一筹莫展，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汉子说，既然你说衣服可有可无，那你把衣服剥下来给我穿吧。庄子说，不行，不行，我要见楚王，怎能不穿衣服去呢？可见这样的玄而又玄的相对主义哲学是连哲学家自己也不准备认真实行的。汉子死死揪住庄子不放，庄子没办法，只好吹警笛，请巡警帮他解围。
这也是鲁迅和庄子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古代文化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就是庄子了。鲁迅说过：孔孟之道对我没多大影响，真正对我有影响的一个是庄子，一个是韩非子。实际上，鲁迅对庄子怀有很复杂的一种情感。作为学者的鲁迅，他对庄子的评价，和作为一个杂文家的鲁迅对庄子评价是不一样的：在《汉文学史纲》中，鲁迅对庄子的文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作为杂文家的鲁迅关注的则是，庄子这种哲学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学者的鲁迅和杂文家的鲁迅，在面对不同对象、不同任务的时候，对庄子有不同的评价，这是我们在读鲁迅著作时应该注意的。
刚才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把鲁迅的《故事新编》读完了，每一篇都作了简要的分析。我想最后再说几句：我们今天是一个文学之旅，大家一边读一边会感受到一种诧异感。鲁迅的很多描写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和我们所见到的小说不大一样。这就是鲁迅作品经常给人的审美的感受，一种惊喜和惊奇感。这样的层出不穷的出乎意外的奇思异想，是显示了鲁迅非凡的想象力的，我们甚至感到这种想象力仿佛要溢出艺术文本，并引起我们新的想象和新的创造。在我们感受到鲁迅这样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不得不想到中国的现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有个非常大的问题：缺乏想象力，特别是这种非凡的想象力。为什么鲁迅有如此的想象力，而我们一般的作家没有呢？这除了鲁迅个人的才情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与鲁迅自觉地继承神话传统和史书传统有关。中国小说的渊源来自于神话、传说和史书，中国小说和这三种古代文献关系最密切。但小说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史书影响，相反，神话、传说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就是造成小说发展中想象力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更深层面来说，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是想象力不足的。鲁迅曾做过解释，他说原因在于中国人的生存太困难了，所以中国最发达的哲学是生存哲学，是一种“活着”的哲学。因为现实苦难太多，“怎么活着”就成为中国人第一性的问题。这样身受艰难就使得中国人对彼岸世界的想象有些不足，这可能就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弱点。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故事新编》，看它的非凡的想象力，就显得特别可贵。
我们还注意到，《故事新编》八篇小说中，有五篇写于1935～1936年这个时期，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鲁迅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处在一个内外交困、身心交瘁的境地，然而他的小说风格却如此从容、洒脱、幽默。鲁迅自己对《呐喊》《彷徨》并不完全满意。大家都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代表作，但鲁迅在一篇文章里公开表示：“我的《狂人日记》写得太逼促，不够从容。”他最满意的小说是《孔乙己》，而《孔乙己》的长处就在于写得非常从容。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标准——从容。但追求从容之美又和前面所说的他的小说内在的紧张，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像《故事新编》《孔乙己》《在酒楼上》都很好地处理了这种矛盾，而有的小说处理这种矛盾就会露出某种破绽。比如《狂人日记》，“我看来看去，从字里行间看见了‘吃人’两个字”，这样的描写从艺术上讲太逼促了，太急于把自己的看法表白出来，显得不够从容，不够含蓄。反过来看《故事新编》，显然有内在紧张，但表达出来却是如此诙谐、幽默、从容不迫，这种笔调，就能使读者在大笑中感受他内在的紧张。幽默是一个大境界，不仅是文学的大境界，更是人生的一个大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