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离开了四川，“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诗题是《渡荆门送别》，首句便切到题面。“渡”交代是舟行，“远”和“游”贯通诗脉，全诗就是走水路时船过荆门，从蜀川远到楚国来壮游。接下来写的就是他远游楚国的所闻所见，中间四句是全诗最出彩的地方。“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那个时候的江汉平原不像今天这样，现在到处是棋盘一样的田地，当时那都是非常辽阔的沼泽地，他感到辽阔得没法形容。接下来，“月下飞天镜”写的夜景，“云生结海楼”写的昼景，都写得特别漂亮。晚上，月亮倒映在江中，像是天上飞来的明镜。晚上很美，白天更美，由于江汉平原的水蒸气很多，太阳一照，不断地折射反光，就出现一些海市蜃楼，实在是美极了。

李白这个四川佬，离开了老家，突然来到“楚国”，他的感觉好极了。在巴蜀盆地，睁眼闭眼都是山，正像他在《送友人入蜀》诗中说的那样，“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可舟一过荆门山，我的妈呀，一眼望不到头的平野，江流莽莽，平原苍苍，景象是那样新奇、那样刺激，他不仅没有一点乡愁，还特别激动快乐。

因为突然来到一个新的世界，他觉得前程似锦，满眼都是新奇、满心都是兴奋、满脸都是冲动，甚至恨不得要大叫：“‘楚国’真爽！真爽！”写到这里，好像前面六句和标题中“送别”两个字，没有丝毫关系，直到最后他才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是谁送谁呀？是谁送他的“行舟”呢？

明末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题中‘送别’二字，疑是衍文。”就是说，“送别”是多余的两个字。清沈德潜也认为“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集》）。一直到当代人还是觉得“送别”二字可以删去：“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其实，是人们没有完全读懂这首诗，是我们没有“读懂”李白。既不是别人送李白，也不是李白送别人，是故乡水在送李白。所以标题的“送别”两个字不可以删，如果删了，最后这两句就没有根据了。

这首诗的前面六句，是写楚国的江汉平原如何开阔、如何美丽，但最后他说：“尽管外面世界非常精彩，我仍然热爱我的故乡，仍然感激我的故乡，故乡水不仅哺育我长大，今天它还送我远行。”古今诗论家都忽视了诗中的“仍”字，“仍”在这里是转折副词，是说外面的世界尽管迷人，“我”仍然热爱自己的故乡。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情感，既喜欢外面精彩的世界，也深爱生他养他的故乡。

有一个犹太思想家说过：一个人如果觉得只有故乡才特别甜蜜美好，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刚出茅庐的新手；一个人如果觉得所有的地方都像故乡一样甜蜜美好，那么这个人就是强者；如果一个人觉得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异乡，这个人可能就是个完人。按犹太思想家的话来讲，李白还算不上完人，还不是“perfect”，但李白毫无疑问是个强者。李白这首诗，感情豪迈、奔放、乐观，反映了盛唐气象。中晚唐以后，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来。再看杜甫的《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一读这首诗就知道，杜甫的诗歌，相较于李白的来看，已经开始变化了。李白的语言脱口而出，流动轻快，它的句法形式跟我们的口语比较接近，和散文比较接近。“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意脉非常流畅，上句是下句的因，下句是上句的果。

杜甫这首诗里连续用六个意象并列在一起，一个动词都不用，就出现了很多歧义。“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这六个意象进行多重拼接组合，可以拼成多种不同的画面，从语意讲也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譬如，可以把这两句说成：轻微的风儿吹拂岸上的细草，舟中的桅杆在夜晚孤零零地耸立。也可以把这两句说成：轻风吹拂细草的江岸，独立于夜中船上危樯。

总之，这六个意象之间没有动词、介词、副词，意象与意象之间也就没有固定的关系，读者可以把这六个意象进行任意拼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写得很深沉、很博大。由于平野非常辽阔，所以看到远处的天空就像接到地上来了一样；由于平野非常辽阔，所以星星就像要掉下来一样。大江不断地奔流，月光的倒影在江中不断地涌动。

拿两首诗的颔联对比一下，看看杜甫跟李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先来说感觉，杜甫这两句仍然写得很沉雄、很低沉、很抑郁。“星垂平野阔”虽然意境阔大，但给人的感受低沉压抑。李白那两句写得开阔、写得轻快。再来看这两联的情状，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有坐在船中间的动感，是在船疾驰的时候写的；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写的是舟停靠江边时的那种静观凝视。另外，李白的是昼景，而杜甫的是夜景。

前四句写夜晚舟中所见，后四句写夜晚舟中所感。由于杜甫这时已经是中老年人了，他紧接着就写，“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他为什么突然由“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想到了自己？

杜甫这时已经离开三峡，来到湖北。他在社会上已经有名气了，但他是通过文章得名的，古代的读书人一开始没有哪个想当个著名作家，也没有哪个想当个著名诗人。

在这一点上，古人和我们很不一样。古人读书的目的首先是当官。如果实在当不了官，比如孔夫子，人家都不用他，那就回到家乡去，招几个学生当老师。我们现在叫孔子为教育家，因为他是第一个通过教书来养家糊口的人。

“名岂文章著”，他本来是想通过政治来得名的，但是很不幸成了一个诗人。古代很多文人并不想以“文”立名，连学者也鄙视文人，比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说“耻以文士得名”。“名岂文章著”写出了人生的无奈。

“官应老病休”，通常休官，不是因为老，就是由于病，而杜甫却是说了真话，是他的忠诚。在任左拾遗的时候，杜甫因房琯事，触怒唐肃宗，他可以说是“因忠获罪”，一提起休官，他就有点恼火。

说真话而被休官，政治上自然一事无成，写诗执着认真，“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让他流芳万世。应验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在孤舟中看着江水奔流，心绪万千，想到他一生倒霉透顶，到老了还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所以最后两句写得很凄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意思是说，“我杜甫如今很潦倒、很窝囊”。

一个人失意了，如果还年轻，还有很多未知数，凭运气，靠努力，说不定哪天就成功了，多少总是还有一点幻想，但如果到了四五十岁，什么都定了，咸鱼根本翻不了身，一辈子落得惨败，那就非常凄凉。

自己四处漂泊像是什么呢？茫茫天地中的一只沙鸥。这个时候的杜甫，有一份沉甸甸的痛苦。很多人比较李白和杜甫这两首诗。前者奔放豪迈，飞动流走；后者雄浑沉郁，凝重悲壮。

李白的这首《渡荆门送别》写得神采飞扬，少年得志，对未来充满幻想，非常乐观。而杜甫写《旅夜书怀》的时候，已经到了晚年。两个人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一个是青年，刚刚走向社会、走向外界；另一个是老年，对未来都看得清楚了，有某种很强的失败感纠缠着他。

两个人性格也不同，李白非常热烈、张扬，杜甫很沉郁、很凝重。
这两首诗风格上的差异，既源于各自性格的不同，也因为它们各自产生的“时运”有别。李白“来从楚国游”的时候，大唐帝国还处于“盛世”，至少大部分诗人还沉浸在“盛世”的狂欢中。杜甫晚年仍然“忆昔开元全盛日”，边塞仍然捷报频传，诗人们还在高喊“不破楼兰终不还”，还在津津乐道“纵死犹闻侠骨香”。难怪李白一入楚国，夜晚有“月下飞天镜”，白昼有“云生结海楼”，满眼都是人间仙境。到杜甫乘船入楚的时候，正是国家经安史之乱后满目疮痍，他自己同样已是垂垂老矣，诗中出现“危”“独”“老”“病”字，给人孤独、病危的凄苦感受。
撇开两位诗人的气质个性，两首诗产生的时代相隔三四十年，各自创作的年龄也相差三四十岁，从这两首诗不仅能看出李杜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境，也能折射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运。

当然，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还是因为它们有可比性，它们都气魄宏伟，都境界阔大，都表现了“盛唐气象”，只是分别表现了两种盛唐。

18．天地到底宽不宽？

李白很多诗都写得豪迈奔放，哪怕他处在人生的低谷，哪怕他的心情非常痛苦，他的诗情照样乐观，他的气势照样雄强。

当年皇帝诏他进京时，他忘乎所以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看那神情，要多得意有多得意。不到三年就被同一个皇帝赶出了宫廷，你们能想象得到，此时此刻，他要多郁闷有多郁闷。但他可不是那种闷骚，一倒霉了就折磨自己，他一烦了就要纵声怒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痛苦了还要吼得天摇地动，这就是盛唐人的气魄，即使是在盛唐诗人中，除了李白以外，谁还能吼得这么有“力道”？

这两句也吼出了盛唐诗人对时代的感受，自己掉到了坑里，从来不怪路不平，只怪自己不小心，自己在考场落榜，在官场上跌跤，也不咒骂社会不公。一是他们心态很阳光；二是他们对社会还有信心；三是他们还比较天真。李白这两句是说，大道像天一样广阔，只是他自己太倒霉。只怨自己的命运不济，并不是社会的道路太狭窄。不仅李白是这样，盛唐其他诗人也是这样。大家来看看常建的《落第长安》：

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进士考试落第，中晚唐的许多诗人都哭天抢地，甚至连韩愈也不能免俗，他几次落第后，那种垂头丧气的情绪，那种“摇尾乞怜”的样子，多少有点失态。当然，韩愈落第后的心态和神态，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理解。

盛唐的常建落第后，虽然有些怕乡亲们笑话，有些羞答答抬不起头来，但他的心态平和通达，对未来也乐观自信，他坦然地接受失败，还认定这是“明时”，也相信考官的公正，更难得的是他要挑战命运，几年后真的一考便中。再看看岑参的《送杜佐下第归陆浑别业》：

正月今欲半，陆浑花未开。
出关见青草，春色正东来。
夫子且归去，明时方爱才。
还须及秋赋，莫即隐蒿莱。

常建是写自己落第，岑参这首诗是劝慰落第之人。送下第人归乡而无半点失意沮丧，“春色正东来”“明时方爱才”“莫即隐蒿莱”不只是泛泛劝慰，也见出送者和别者对人生、对未来的达观豪迈之情。

到了中唐，孟郊多次落第，也觉得自己倒霉，你看他怎么写：“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感到自己没路走，一出门就有碍。

两个人都写得好，但是对时代的感觉不一样，孟郊的就没有什么气派。李白是在埋怨，但他是埋怨自己，外面的“大道如青天”，只是“我独不得出”，不是世道不好，只是他的命不好。孟郊也是在埋怨，他怨自己的命不好，更怨这个世道糟。

你们现在应该明白李白诗歌为何这么有气势了吧？一个“出门即有碍”的，一个出门就撞了头的人，他觉得生存空间非常逼仄，他的心胸也会变得非常狭隘，再想想“大道如青天”，那是多么辽阔坦荡，他的精神自然就会浪漫，他的激情自然就会奔放，他的气势自然就会豪迈。

像李白这种浪漫、奔放、豪迈的诗歌情感，到了中唐、晚唐就很难找到。孟郊是一个典型，后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贾岛、李贺。他们写的不再是黄河、长江、泰山、华山，而是庙宇、夕阳、青苔等阴森森的小意象，还有蚂蚁、枯树，是一种病态的诗情。

每到一个时代的末期，那些诗人对国家伤心透了，人心完全散了，他们写得就非常悲凉，一片绝望。比如杜牧，看起来很潇洒，“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好像他不痛苦，其实不是这样。他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写得很难受，骨子里面很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