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舍一切的追求：郁达夫与王映霞

19岁的王映霞不仅是校花，还是“杭州第一大美人”。当时坊间流传，“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王映霞的漂亮是出了名的，皮肤细白，皓齿明眸。

郁达夫从来没有交往过的这么美的女人。王映霞眨眨眼，就撩得郁达夫心神激荡，丢魂好几天。

在邂逅她的前一天，郁达夫收到孙荃寄来的御寒皮袍子。想起孙荃孤身照料两个孩子，郁达夫又感激又惭愧，在日记中写道：“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

可转眼，就把这些全忘了。郁达夫对王映霞的追求攻势十分猛烈。开始王映霞顾虑到他已婚，希望两人可以保持距离。但是郁达夫太会软磨硬泡了，王映霞没有招架住。他几乎天天给王映霞写信：

“映霞，我真真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

毕竟19岁的少女和30岁的已婚男子，名誉上不好听。后来，郁达夫承诺会与孙荃离婚，王映霞才消除疑虑。

1927年6月5日，小三上位，郁达夫终于和妻子离婚，抱得佳人归。他们在上海欢欢喜喜订婚时，孙荃正在北平生产她与郁达夫最小的孩子。对孙荃的三个孩子来说，郁达夫一直徒有父亲之名。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曾写过：“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山，故乡也有您的妻儿啊！”她用一生试着去理解和原谅父亲。这个毫不称职的父亲，抛弃妻子，没有担当的父亲。

与王映霞的恋爱来得太不容易，郁达夫终于决定一改沉溺本性。王映霞就是他治疗沉溺的一剂良药。

郁达夫有些改变了，情场浪子表现出少有的专一。两人生活甜蜜成为“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

然而不稳固的感情根基，似乎预示了不圆满的结局。婚后不久，没和王映霞商量，郁达夫就把他与王映霞的往来信件发表了。王映霞有些气恼，觉得郁达夫的感情里带着算计。

在一起的第十年，福州的郁达夫听到了从杭州传来的风言风语，妻子王映霞和好朋友许绍棠的绯闻事件传得有鼻子有脸。

将信将疑的郁达夫，回到杭州看到王映霞冷冰冰的脸，接着在家里搜出了所谓的情书。一场风波后，顾念家庭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在友人规劝下和好，感情却不能如初。

如果他们能一直幸福，如郁达夫所言：“只希望我们的心，能够长此热烈过去，纯粹过去，一直到我们两人死的时候止，我们死是要在一道死的”。虽然破镜难重圆，两人最后不仅没有了感情还撕破了脸面。

郁达夫痛斥：“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王映霞反击：“与许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文人笔端刻薄，自古皆然。他竟能以理想加事实，来写成求人怜恤，博人同情的诗词来。”

好友郭沫若感到不解，“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

孙荃没有再嫁，侍奉郁母养育儿女。女儿说她有无奈，“在长夜漫漫中，只得断荤茹素，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王映霞再婚，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自己也释然了，“淌平了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郁达夫是民国时期有名的风流才子，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人们除了对他的文学作品耳熟能详之外，对他的感情生活也同样津津乐道：郁达夫早年在小学堂时，就与邻家少女有了一段“水样的春愁”般的初恋，后来留学日本十年，也曾与多位日本女子相恋。

郁达夫在朋友处邂逅了王映霞，对其一见钟情，从此迷恋不可自拔。郁达夫不顾外界舆论的非议，不惜抛妻弃子，舍弃一切名誉，不顾一切地疯狂追求王映霞。在多次追求受挫后，终于成功抱得美人归，于1928年与王映霞结为夫妻。在追求王映霞的过程中，郁达夫写下了大量情书，还出版了自己与王映霞的恋爱日记（《日记九种》），都是极富名气的作品。

虽然写来写去仍是这几句话，可是一样的话，我只教是对你说的，我总觉得说一万遍也不嫌，同样你对我说的话，纵使是一样的，只教从你的口中说出，从你的手里写出，我也读一百回听一百回都不厌的。

相思枕上的长夜：闻一多与高孝贞

被称为“热情如火”的诗人闻一多，也曾写过很多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闻一多一直憧憬着自由恋爱，但却最终迫于父母的压力，接受了一桩包办婚姻，新娘叫高孝贞，与闻家是远房的姨表亲。

闻一多尽管对这段婚姻很不满，但对妻子是非常关心与负责的。闻一多婚后不久，即赴美国留学，在大洋彼岸，闻一多始终没有忘记在国内的妻子，写下了著名的《红豆》组诗，寄给妻子，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应该说，闻一多身上集中体现了东方传统伦理观与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身处矛盾之中，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着搏斗。

经过长期的相处，闻一多夫妇的感情逐渐变得融洽起来，闻一多也很好地履行了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责任。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夫妇被迫分离，但始终通信不断，颠沛流离中，两个人的心贴得反而更近了。夫妻团圆后，又面临着战乱的威胁与经济的窘迫，尽管坎坷多难，但始终相濡以沫，共同抚养两人的五个子女，日子虽然清苦，但不失甜蜜。

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害后，高孝贞强忍悲痛，化名高真，带领几个孩子逃离国民党的监视，几经周折，平安脱险，抵达解放区，奔向了光明。

出这样的远门，谁情愿，尤其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在外边奔走。千辛万苦，不外是名与利。名也许是我个人的事，但名是我已经有了的，并且在家里反正有书可读，所以在家里并不妨害我得名。这回出来唯一目的，当然为的是利。讲到利，却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为你我，和你我的儿女。何况所谓利，也并不是什么分外的利，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还不了解我，那也太不近人情了！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

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第二天他们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个个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