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

正始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分裂、传统价值体系的失范以及王纲的解纽，使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造就了一大批哲学奇才，思维既非常活跃，思辨也十分深刻，立说更异常新颖，思想界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

可惜人们通常只把这一时期的论说文当作思想史上宝贵的哲学论著，很少将它们视为文学史上难得的优美文章。

一方面由于天下一统而思无二途，另一方面由于师弟相传不贵立异，所以汉世很少有人能在学术上自立门户。立论时别出机杼，敷旨大多依据六经，立说更不敢稍离师训，这使得汉世的论说文其下者往往以繁丽之辞文陈腐之义。

东汉末年随着皇权的衰微，儒家的价值体系也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士人不再以此为准绳来臧否人物裁量执政。儒家价值标准不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发生的事件还是对事件的评价都开始离“经”叛“道”。正始期间儒家的价值规范受到士人普遍的怀疑、轻视和嘲讽，“纵情、背礼、败俗”在士人之间一时成为风尚。

嵇康接着又由否定“六籍”进而否定“圣人”本身，公开声言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命题。正始恰处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旧的权威业已衰落而新的权威尚未确立，一方面固然造成“论无定检”的思想混乱，另一方面又使作家可以不循前轨独标新义，因而形成此时论说文“师心独见”的特点。《文心雕龙·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有的学者中肯地指出这两句是“互文见义”。当然不仅仅嵇康、阮籍如此，正始的其他作家遣论又何尝不是师心使气呢？

“师心独见”就是写论说文时既不仰古人的鼻息，也不随当时的大流唱和，而是经由认真思考独得于心。

如果只知道引经据典，通篇充斥着圣贤的古训，自己的思想就将窒息停滞，自己的大脑就成了古人的跑马场。

玄学的兴盛使一大批思想家宅心玄远，经虚涉旷，得以跳出儒家传统论说文不是议政便是论史的窠臼。

正始论说文不仅义理上“师心独见”，而且论证过程“锋颖精密”。其辩论的激烈和逻辑的严谨，上可与先秦诸子双峰并峙，下则成为一千多年封建社会论说文难以逾越的高峰

为了确立自己的观点和驳倒对方的观点，一方面要使自己的论证过程严谨精密，做到“弥缝莫见其隙”，让论敌“不知所乘”；一方面又要敏锐地发现论敌逻辑上的漏洞，借以暴露其论点的虚假和错误，因而论辩文章必然要同时用到建构式论证和反驳式论证。

人们常以“金声玉振”称誉正始之音，不仅由于此时玄学家论辩的激烈精彩和思维的缜密敏捷，还由于彼此的口舌之妙与吐属之美。

正始清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此时论说文的思辨深度和艺术个性。

既具有分肌擘理的论辩智慧，也富于巧譬曲喻的语言技巧，读这些相互论辩的文章仍能感受到当时玄学家们的唇枪舌剑和文采风流。

为了在辩论中居于不败之地，论辩者不仅要想法使意翻新而出奇，还得做到理无微而不达，不管是舌战还是笔争，其文无意不新，其言无辞不巧。

嵇康的论说文“纲举目张”，如剥芭蕉似的层层深入，阐述己意则持论连贯运思严密，反驳他人则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刘勰称“嵇志清峻”，其诗如此，其文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