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

如果说陆机、潘岳的创作是太康文坛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那么，左思诗歌的美学风格则是这一历史时期审美趣味的反动。他的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留下了他同那个时代抗争的痕迹，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作家，这一点已越来越为后代读者所认可。但在对他诗歌杰出成就击节赞赏之余，历来评论家们很少去深究取得这些成就的深层动因，就是今天的左思论者也仅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多从他低下的家庭出身去探讨他文学创作的秘密。可是，翻一翻西晋文学史，当时文坛的名流出身寒素者不乏其人，如后来成为西晋文坛元老的张华也并无显贵门第，可张华的创作并不像左思那样对其所生活的时代愤愤不平，他的审美趣味与他的时代也协调一致。可见，仅从社会学角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究其杰出艺术成就的真正原因。

父亲这个不负责任的评价，对聪明敏感而又自尊好强的左思，其打击和侮辱之重是不难想象的。外貌丑陋的儿童其才华不容易被成人承认，从小就遭到各方面的轻视和冷眼，很早就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公，承受着比正常小孩更重的精神负担，成人善意与恶意、有意与无心的讪笑，小伙伴们无知的侮辱与揶揄，给脆弱幼小的心灵造成无可估量的精神创伤，使其从小就留下自卑情结。左思的“口讷”正是他“貌寝”的结果，是他在别人面前缺乏自信的表现，由此可见，他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并不友好温暖的环境中。

魏晋之际十分看重一个人的姿容，左思外貌的丑陋有时甚至影响他人格的尊严，《世说新语·容止》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就左思拿着《三都赋》去请权威定评来看，他对自己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当一个人对自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时，他才特别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只要左思还热心于世俗的名声和自己在名流眼中的身价，就证明他还未真正战胜自己内在的自卑。《三都赋》还没有显示出左思独特的艺术个性，由于他有意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虽然获得一时的轰动效应，但现在看来它僵硬乏情，并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待到他写《咏史八首》诗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诗人公开宣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很难想象这时左思还会将《咏史八首》诗拿去定价于名流。只有当作家足于己无待于外时，作品的内容和美学风格才不受世俗偏见的影响，内容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志，风格才能是自己人格和气质的外在显现。《咏史八首》诗不仅是左思创作水平的一次飞跃，也是他对自卑感的一次真正超越，是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

左思其诗其人，不独在太康诗坛迥拔时辈，在整个魏晋诗坛也极有个性。他的《咏史八首》诗既不同于阮籍《咏怀》诗的深沉忧伤，也不同于陶渊明诗歌的恬淡真淳。阮籍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本体远离现实，在尘世只是一种邈茫难求的幻影，他终归不能离开混浊的现实去把握那高洁渺远的“太虚”，永远做不成自己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人格化身——“大人先生”，所以他的情绪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痛苦压抑；固然面对阴暗的现实常常“使气以命诗”，却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深沉忧伤。陶渊明根本用不着挖空心思去寻觅不着边际的“无垠”，他在“不复劳智慧”的淳朴生活中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因而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片清明恬静的风味。由于左思后期精神上内在的充实和对自我的肯定，昂首挺腰理直气壮地做人，这样，形成一种他所特有的雄迈刚健的“左思风力”，前与阮籍、后与陶渊明遥相辉映。

“委心”与“委运”——论陶渊明的存在方式

“委心”这一存在方式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出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委心”的本质就是让生命本真地存在，率性而动了无矫饰，任情而行不待安排。

陶渊明并不把生命体验为个人的占有物，因而他没有渴望个人不朽的冲动——不论是躯体的长生还是美名的长存，追求躯体的长生或美名的长存只会把生命当成沉重的负担。他认为个体生命是自然大化的一部分，应当将个体融进宇宙广阔的生命洪流，将一己生命融入自然大化的生命节律之中，一方面在精神上吐纳山川，另一方面又与造化和同一气，随天地而同流，与大化而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