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人们过分地夸大了李白诗赋中大鹏与《逍遥游》中鲲鹏之间的联系，以致忽视了二者的重大区别，《大鹏赋》《上李邕》《临路歌》中的大鹏，主要不是追求无待的自由，而是借此抒写诗人“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巨大力量，以及“簸却沧溟”、整顿乾坤的宏大志向，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气度不是用来逍遥避世，而是将其威力展现在现实人世，去成就一番令人惊叹的伟业。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李白一味追求个人自由时就深感愧对时代和历史，内心深处就感到惶惶不安。
开始他以为皇帝会委他以重任，自己能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曾经笑他微贱的权臣显宦现在“却来请谒为交欢”，从他《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诗人那种扬眉吐气的兴奋：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
可是，进入封建秩序这个囚笼的日子一久，他就发现皇帝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英武圣明，王公大人比他想象的更加肮脏愚昧，人与人之间只有伪善，政治也完全是奸诈，精神自由的追求和高傲的个性迫使他厌恶与权贵们周旋，而他自己刚正不阿的操守更无法见容于近臣权贵，他用轻蔑、鄙夷与嘲讽来对付权贵，权贵则用造谣、诽谤来中伤他。
离开了宫廷，诗人仍然高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仍然看重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同时他又害怕无声无息地“老死阡陌间”，不能了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宿愿。所以，尽管他“羞逐长安社中儿”，但还是念念不忘京城长安，送行诗中常向友人表白思念长安的心迹，《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中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送陆判官往琵琶峡》又说“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连《秋浦歌》这样的山水诗中也流露出对京城的思念之情：“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他离开长安越久对长安的思念就越切，甚至到“长相思，摧心肝”的程度。安史之乱起，目睹“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置个体的自由于度外，他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而忧心如焚。
一方面试图超出王法规定的秩序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了却“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宿愿；一方面又想在王法规定的封建秩序中成就功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李白的人生道路就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追求中走完的。追求精神自由和大济苍生都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早于李白的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虽然也向往这种潇洒送日月的生涯，但他又无法像孟浩然那样丢开社会责任；晚于李白的杜甫希望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但由于他青壮年时大唐帝国极盛而衰，社会心理已由狂热的浪漫精神陡变为清醒的现实态度，加之特有的深沉稳健的个性，使杜甫不具有盛唐社会那种浪漫的激情，只有李白才充分地秉有时代赋予他的双重品格：既想在外在世界承担历史责任，又想在内在世界享受精神自由。他身上的这种双重品格都活跃在当时民族情绪的深层结构之中，是盛唐时代精神中涌动的两大激流。他强烈的功名追求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自不必说，他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爱，又何尝不是为时代潮流所激发？从表面上看，肯定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对个体存在的价值，急切期望超出封建王法规定的社会秩序之外，幻想在另一个世界中充分享受自由，似乎是一种远离社会和时代的表现，然而，这种追求自由的动力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提供给他的，他越是想超出那个社会反而越是证明了那个社会的浪漫气质。
历史一方面赐予李白这种双重追求，另一方面又堵死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实现这两种追求的可能性。追求精神自由与建立丰功伟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东西，李白执着于这两种历史的要求，想成就一番政治上的大业，又不想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想失去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这不仅使他在外在世界碰得头破血流，也使他的内在心灵总是处于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之中。
两股历史潮流在李白身上一齐汇聚碰撞，必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时而把他涌向欢乐的绝顶，时而把他带到痛苦的深渊。正是由于执着于这种时代的双重品格，使他的欢乐没有流于轻浮，又使他的痛苦没有走向绝望。如果只知道自己的精神自由，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没有“拯物情”和“济苍生”的情怀，那他就将一味地飘逸潇洒，缺乏民胞物与的社会热情和愤世嫉俗的刚毅勇气；如果满头脑只有功名观念，没有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他就会失去浪漫的幻想和天马行空的豪情，失去李白之为李白的豪放气魄。正是这两股时代潮流在他身上同时汇聚，他才得以同时体验人生的大喜与大悲，使他能真正进入存在的深度。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两股时代的潮流在他身上同时汇聚，不断地在他心灵深处掀起情感的狂澜，他才得以把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处于封建鼎盛时期那种昂扬向上的活力推向峰巅，使他成为盛唐气象当之无愧的代表。
相互对峙的志向与追求酿成了内心的尖锐冲突，他幻想先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了却大济苍生的宏愿，再去遨游江湖潇洒度日，满足自己追求精神自由的宿心，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宁。然而，这种理智上一厢情愿的安排，屡屡为他那情感的洪流冲毁。实现政治抱负就得俯首钻进封建秩序的樊笼，而失去精神自由的代价又是李白不能接受的。这样，既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更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反而使他老是在矛盾的两极冲撞，心灵深处经常处于痛苦躁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