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味儿的老柴

或者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打通了宗教音乐与世俗民歌，有了一种抒情的歌唱性，又混合了一种浓郁的东方因素，便容易和我们天然地亲近，让我们在音乐深处能够常常和他邂逅相逢而一见如故。

正是其悲观的性质最能够表现在‘世纪病’的时代精神的一方面的‘忧郁’的缘故。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一直渴望一吐胸臆宣泄一番的中国人来说，柴可夫斯基确实是一帖有种微凉的慰藉感。

他的感伤、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种风格像是——我只找到了——苏东坡。他的乐曲——例如《第六交响曲》（《悲怆》），开初使我想起李商隐，苍茫而又缠绵，绮丽而又幽深，温柔而又风流。

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人性来表达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柴可夫斯基是一层一层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脱光。他剥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们看他的裸体，而是要你们看到他的灵魂。

在一个盛产《金瓶梅》和《肉蒲团》的国度里，泛滥着的色欲和意淫，让人们对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更多了一份感慨。同时，在一个情感和情欲一直处于压抑的年代里，这种柏拉图的感情自然更会使知识分子多了一份慰藉和憧憬。联系着他们的心的不是世俗的床笫之欢，而是圣洁的音乐。

我们的音乐已经越来越被华而不实的晚会歌曲所包围，只是出于功利，而不是发自内心，出发地和终点站都不一样，南辕北辙是不奇怪的。

柴可夫斯基的感情生活却是贫瘠的，他只有为了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而有过的草率而匆忙的婚姻，从他的音乐里能够听出他的感情，有时宣泄，有时煽情，有时压抑，有时扭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我们能够信手拈来无数诗句与老柴这些音乐链接、吻合，跃动在同一个脉搏上。

《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

柴可夫斯基的旋律，是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的。特别是在他的管弦乐中，他能够鬼斧神工般运用得那样得心应手，见山开山、遇水搭桥一般手到擒来，那些美妙的旋律仿佛是神话里那些藏在森林里的怪物，可以随时被他调遣，任他呼风唤雨。在他的那些我们最能够接受的优美而缠绵、忧伤而敏感、忧郁而病态、委婉而女性化、细腻而神经质的旋律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感情是那样的强烈，有火一样吞噬的魔力，有水一样浸透的力量，也有泥土一样厚重的质朴。

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尤其能够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与民族命运时奋斗求索的性格，这种犹豫不决中蕴涵着那一代人极大的内心痛苦。我们的知识分子不正也一样是犹豫不决地摇摇晃晃，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中、在痛哭流涕的检讨中、在感恩戴德的平反中、在志得意满的怀旧中……一步步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吗？这是深藏在柴可夫斯基音乐里的俄罗斯气息，也是渗入我们骨髓里的民族性格。

我们选择的还是甜美的旋律、紧凑连贯的和声和清晰的曲式。我们喜爱的还是老柴式的“忧郁”和“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而且强烈地和其一塌糊涂地共鸣。

如同一位戴着洁白手套，举手投足都格外彬彬有礼的绅士。柴可夫斯基被演绎得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

日本作曲家武满澈的《风那么缓慢》，真的是先声夺人。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安静的音乐了。如今，即便是古典音乐，不少也要弄得春潮涨满一般浪花四溢，贝多芬和马勒似乎成为我们的最爱，或者是最能够显示我们能力的作品；即便不是那么热闹，也要故作高深作得怪异一些，才显得异峰突起。如此轻柔似夜风，晶莹似露水，又如此幽幽缓慢如散步的音乐，确实是久违了。它彰显出人心向往的另一面，不是闪闪发光的物质的，也不是风光旖旎的艳丽的，或故作哀伤或幽婉，其实是庸俗的、滥情的，而是一种水阔天青的意境。在舒缓至极的弦乐的衬托下，回响着轻柔的打击乐中，是深山古寺的被轻风吹拂的塔铃回荡的天音梵语，提示着人类还有另一种活法，另一种意境，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将音乐处理得细腻入微，委婉有致，在各种乐器的交响化的处理和演绎过程中，处理得那样精确，又那样含蓄内敛。他们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开江一般气势不凡的轰鸣感，似乎钢琴弱得几乎要被乐队淹没。他们更希望表达出的不是多么强烈如火的情感，而是细腻的、美好的，又稍稍带有些忧郁的情感。

其节奏的温婉，技巧的节制，都不是那种炫技派所具备的。即便是她的华彩独奏，都不那么放纵。收放自如，恬淡自如，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技巧。

一方面更吻合老柴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乐队的风格。整齐如步兵列队、气息匀称不张扬的乐队，与动作幅度不大的尾高忠明的指挥，是那样的相得益彰。整个乐曲被处理得便不再是西方那种浓墨重彩的油画，而是如一幅东方的淡彩水墨画，细细地晕染，慢慢地洇开，将画面中那些枝叶与花朵、云影和水光，轻轻地、一笔不苟地呈现出来，直到曲终天青，余音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