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鲁宾斯坦弹奏得更为炉火纯青，冷静而从容不迫，线条流畅如一道溪水从远方缓缓流来，又轻轻流向远方。但是，我更喜欢瓦萨利。瓦萨利比鲁宾斯坦多了一分热情。浪漫、柔和、激动而后表现的热情，都被瓦萨利演奏得恰到好处，层次分明。他既不过分渲染，也不故意显得老成而无动于衷。
技法再娴熟，也难有年轻人的热情和激情了。
艺术的年轻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年龄，枯枝一样的手指和血气方刚的手指弹在钢琴的黑白键上，毕竟有着不同的韵味。
一个祖国沦陷、风雨漂泊的流亡者，而且又是一个那样敏感的艺术家，只身一人在巴黎那么长时间，日子并不好过，心情并不轻松。他又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在异国他乡浮萍无根飘荡了整整半生？肖邦的骨头够硬的，颇像贝多芬。
出门总不忘戴上一尘不染的白手套，甚至从不忽略佩戴的领带，手持手杖，哪怕在商店里买珠宝首饰，也要考虑和衣着的颜色、款式相搭配，而精心挑选，犹如选择一曲最优美的装饰音符。肖邦简直成了一个纨绔子弟，颇像急于进入上流社会的于连。
肖邦自己开始很反感充满污浊和血腥的巴黎，所有这一切，他并不情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自己说过：“巴黎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不知所措，只是短暂一时的，肖邦很快便打入上流社会。
天生具有一切优雅的仪态，才气横溢，有着在最文明的社会中熏陶出来的温文尔雅的风度。肖邦很快就成为巴黎当时最为人所崇尚的时髦人物之一。
人要改造环境，环境同时也要改造人，鲜花为了在沙漠中生存，便无可奈何地要把自己的叶先变成刺。巴黎那时刚刚推翻了专制君主，洋溢着的民主和自由气氛，正适合他音乐艺术的发展。这两个环境的明显对比以及遥远的距离，不能不撕扯着他本来就敏感而神经质的心。渴望成功，思念祖国，倾心艺术，痴迷爱情，恋慕虚荣，憎恶堕落……肖邦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矛盾交织体。矛盾、彷徨、一时的软弱，都是极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我们爱把肖邦孱弱而被病魔一直缠身失血的脸，涂抹成一脸红光焕发的关公。
这样的信，并不好写，比他作一曲钢琴的玛祖卡要难得多。那不仅在用词上要颇费斟酌，更主要的是那一刻低头抬手求人的时候心灵扭曲的痛苦。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家，都会有这种软弱和矛盾的时候。这一点不妨碍他的伟大，反倒看出他的真实、可爱，与凡人相通的一面。怎么可能要求他一天24小时都睁大一双炯炯有神、明光闪烁的眼睛呢？坚强和软弱，伟大和渺小，激情和柔情，世俗和脱俗，交织在他本人身上，才是真正的肖邦；交织在他的作品里，才是肖邦完整的音乐。
给予肖邦最高评价和支持的莫过于舒曼和李斯特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有不少人给予肖邦批评甚至讥讽。肖邦对他前辈和同时代的音乐家也给予了一针见血乃至不无偏颇的批评。比如，他批评柏辽兹音乐中所谓“奔放”是“惑人耳目”；嫌弃舒伯特的音乐粗鄙不堪；认为韦伯的钢琴曲类似歌剧，均不足取；甚至对于人们最为推崇的贝多芬，他说除了升C调奏鸣曲，贝多芬的其他作品“那些模糊不清和不够统一的地方，并不是值得推崇的非凡的独创性，而是由于他违背了永恒的原则”。就连给予过他最大支持的舒曼和李斯特，他也一样毫不留情。他对李斯特炫耀技巧的钢琴演奏公开持批判态度，讥讽李斯特的演奏听众的感觉是“迎头痛击”。而对舒曼，他更不客气，几乎被他全部否定，甚至说舒曼的名作“狂欢节”简直不是音乐。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会说年轻的肖邦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懂人情世故，太恩将仇报。今天，艺术殿堂已经差不多成了市场，扯响了高八度的嗓门吆喝卖的、屈膝弯腰唱个大喏乞求买的，再弄几个哥们儿、姐们儿当“托儿”，或弄一席酒宴一勺烩出赞不绝口的过年话……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